中国古代考官机制嬗变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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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代考官机制嬗变及其当代价值为官总是要讲究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也称为考课、考绩、考校或考功，其含义就是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因此考课不仅是国家对官吏实施奖惩、升降和发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激励官吏奋发向上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的杠杆，是我国古代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一项重要措施，与各朝政治以致盛衰兴亡都有着直接关系。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古代，黄帝时设置了百官，尧、舜时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

2、舜典》记载，舜提出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考核制度。商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职官就任以后，就要进行考绩，一般三年一次，主要从政务、管理、法纪三个方面着手，对在任职官的从政能力、行政水平进行鉴定，并在考绩的过程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对在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商朝设立了刑狱官，制定官刑给予惩戒。5进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周礼》中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

3、八法是对组织机构的考核，六计是对政府官员的考察。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惩的依据。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为年终“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两种。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较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到了战国后期，以秦为代表的考课制度开始出现，主要有“上计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国家通过预、决算的方

4、式来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规定，反映了秦对官吏的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通过考核，加强了不同职务的官吏岗位责任制，检验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对不称职的庸官能够及时淘汰，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5汉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汉和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初创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据这一制度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发展并趋于定型。西汉时期对官吏的考课，主要有“上计制度”、“监察制度”和“选举考课合二而一”的“仕进制度”。三者相结合为一

5、个整体，维系着当时的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比较固定的程序规则和机构。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正常的考课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数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北周则以“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六条为考核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已开始对官吏进行多角度的考核。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

6、密和健全完备。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统考评体制的完善性，为古代中国之首。宋代很重视考核官吏，考核标准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都有所变化。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晋升基本上靠论资排辈，导致官员大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5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满时限和升迁出职路线等管理，都由中

7、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进一步。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的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

8、八者，与明制同。但官场上的腐败形势逐渐积重难返，纵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严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败。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考课内容的确定十分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核。考核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古代的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的功绩制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时，应改变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