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词人生 三、通判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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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通判杭州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七月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权且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这是他第一次在杭州任职，是任通判(副市长)，以后，在哲宗赵煦元祐四年(1089)，苏轼又来杭州任职，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知州(市长)。这里介绍了他在杭州整三年(1071～1074)时间里的六十七首诗词，另外有胡曾、杜牧、王安石、李清照关于写项羽的诗四首。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

2、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第一，苏轼认为当前国家的主要矛盾是“立法之弊，任人之失”，而不是变革制度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他认为变法是必要的，可是过分强调法而忽略用人的适当，结果是不对的。要变法，就要考虑成熟；既变，就要坚持到底，不要有始无终，之前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烟消云散，便是前车之鉴；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神宗赵顼曾经有两

3、次要提拔苏轼在朝廷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王安石是宰相，坚决地拒绝。在王安石看来，要是提拔苏轼做了官，特别是在神宗赵顼身边做官，那还不等于在我眼皮子底下安排个捣乱分子，那我这个改革变法还弄不弄了。他跟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问是有的，可是这个人路子不正，皇上对这种人不必过分地在意，不用理他，这一来二去话说得多了，神宗赵顼对苏轼的印象就不太好了。我们都知道当时反对变法里头有一个领袖人物，司马光，神宗赵顼对司马光非常的敬重也非常的信任，他就对司马光说苏轼这个人，人品不好，皇帝说这个话那就是很重的，皇帝尚且如此，那些革新派更是不遗余力的打击攻击苏轼。时间长了

4、，苏轼觉得自己在这个是非之地再呆下去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就会引火上身，他主动提出离开朝廷，我不在这儿干了，我到地方上去，我与其整天在这朝廷里头钩心斗角、口舌大战，我不如在地方上做点实实在在的，给老百姓做有用的工作。神宗皇帝说实在的是非常欣赏苏轼，但是你欣赏他没用啊，他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神宗写的批示是派苏轼去咱们现在安徽的颖州这个地方做知州，也就是做市长。可是这个批件到了宰相王安石那里给变了，变成在颖州做通判，就是副市长。等这批件又回到皇帝这儿来，神宗赵顼一看怎么改成通判了，既然改成通判我也不改了，把地方改了吧，到杭州做通判。那这

5、个值啊，你到杭州做一个副市长也比到颖州做市长要划算，这是一大美差，为什么呀，杭州那是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重镇，就是做通判也是很重要的位置。皇帝对苏轼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很欣赏他，想用他，可是苏轼在变法这个问题上是个刺头，不服软，他反对改革变法，没法用，没法用那就放到地方上去，就想给他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温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他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权且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途中，兄弟相聚在颍

6、州(安徽阜阳)，在这里，在欧阳修的相伴下，一同过了半个多月，分手前夕，在船上共度一夜，吟诗论政。当沈括到杭州见苏轼的时候，苏轼丝毫不会想到，这位旧交，竟然是“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神宗赵顼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带着家眷，到杭州任通判。杭州的湖光山色、清风池馆，纠结的心舒展了许多。然而，在江南扯不断的梅雨里，在鹭鸶惊飞的空寂里，他还是听到了百姓的哀怨与痛哭。那个写出《梦溪笔谈》的沈括，就在这个时候来到苏轼身边，表面上与苏轼畅叙旧情谊，实际上是来做卧底的。他要骗取苏轼的信任，然后搜集对苏轼不利的证据。天真的苏轼，怎知人心险恶，沈括自然很容易就

7、得逞了。他拿走了苏轼送给他的诗集，逐条批注，附在察访报告里，上交给皇帝，告他“词皆讪(shàn，讥笑)怼(duì，怨恨)”。老天也不作美，神宗赵顼熙宁七年(1074)，大旱，民不聊生。郑侠(1041～1119)画了《流民图》献给神宗，哀哀哭泣：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变法，十日之内必会下雨；如若没雨，我以人头抵欺君之罪。这就是“宋朝第一忠谏”。神宗无奈，诏命：暂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八项新法。三日之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神宗站在御花园里，瞠目结舌。王安石站在皇宫门外，呆若木鸡。这场雨彻底浇灭了两个理想主义者心头熊熊燃烧的改革之火

8、。王安石知道，他再不会有神宗倾其所有的信赖了。罢相、复职、再罢。终于，王安石回到了江宁。在听到最受好评的募役法也停止推行后，他拂衣悲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