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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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实践存在论美学论文摘要：近年来，在学界形成了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源于对当代中国实践美的反思，而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存在论维度对于突破现有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立足于中国代美学的独特语境，实践存在论美学在马克思的存在论这一新的理论视域中提出并思考了当前美学可能的突破途，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美学、现代美学的多重学术追求。　　关键词：中国当代美学；实践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收稿日期：2011－05－作者简介：朱立元，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009年以来，董学文等先生连续发表文章，对实践存在论美学进行批评和质疑，对此我们也作出了一些回应，从而在学界形成了关于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论争。对这一论争，我们已进行了初步总结，并充分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尽管在论争中对方并非完全立足于学术问题本身进行讨论，其间不乏政治化的指责和批判，但我们还是努力摆事实、讲道理，在学理层面上阐明我们的基本观点。总体来看，尽管这一论争围绕实践存在论美学展开，但却涉及如何准确理解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重新反思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提出及其基本论题，对于推进马克思美学思想的研究和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到80年代的美学热，逐步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的基本流派，而实践美学就产生于美学论争之中。可以说，建国以来的两场美学论争奠定了之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众所周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围绕美的本质问题形成了当代中国美学四大派，即以吕荧、高尔泰为代表的主观派美学，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美学，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美学，以及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在笔者看来，由于当时中国的特殊语境，这四大派性质上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只是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美学上存在不同观点和主张。“文革”后，四大派或多或少都有发展，特别是通过学习、研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除了客观派以外，各派原有观点都发生了一些相互接近的变化，而李泽厚的客观社会派美学则发展为实践美学(虽然李泽厚先生本人一直到“我们依然真诚地欢迎并期待严肃的、真正学术的而非政治化的批评，水利论文发表www.126lunwen.com/sllwfabiao/然而，对于本文和我们此前几篇反批评文章所涉及到的有关议题，如果看不到董先生像样的新的批评意见，我们就不准备继续回答了。”朱立元、栗永清《对近期有关实践存在论批评的反批评——对董学文等先生的批评的初步总结》，《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2004年才接受“实践美学”的提法)。由于种种原因，到80年代中后期，其他三派美学的影响有所减小，而实践美学则逐渐上升到主流派的地位。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学派之一，实践美学自产生以来，也一直处于与其他美学思想的论辩之中。尤其是90年代以来，美学界部分学者对实践美学从理论基础、思维框架、逻辑结论等方面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走向后实践美学”、“实践美学终结论”等诸多理论主张。其中，最早的可能是刘晓波80年代末对李泽厚先生的挑战；1993 年陈炎先生发表了《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一文，从批评李泽厚的“积淀说”人手，对实践美学进行了反思；1994年，杨春时先生发表《走向“后实践美学”》一文，对实践美学提出了十点批评；其后，张弘、潘知常等先生也都从不同角度对实践美学提出批评。杨春时等先生还先后提出了建构“超越美学”、“存在美学”、“生命美学”等主张。客观来看，这些批评的确注意到了传统实践美学自身的理论局限，所提出的不少观点也有其内在的合理性。而与此同时，一些仍然基本赞同和维护实践美学的学者也开始反思实践美学的缺陷和局限，尝试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如何进一步发展实践美学，探索实践美学在当代可能的突破之途。笔者也属于其中之一。　　笔者对实践美学总体上始终是肯定的。对实践美学的创立人和主要代表李泽厚先生始终是极为敬佩的。我认为，李泽厚先生是当代中国成就最高、贡献最大的哲学家、美学家之一，他为实践美学创立了整个哲学框架，建构了基本的理论思路，提出了一整套学术新范畴，并做了系统、深入、严密的逻辑论证和阐述。对李先生的学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接受和赞同的，并曾在与后实践美学论争时为李先生的观点辩护过。至今我并不认为实践美学已经过时或应该被取代甚至被抛弃，而是认为实践美学还需要发展，并也有发展空间。不过，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和思考，我也感到李先生的实践美学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而是在理论上、学术上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和局限，它最主要的局限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其哲学基础从一元论退到历史二元论的“两个本体论”。李先生从原先坚持的一元论“工具本体”的唯物史观，逐渐走向“工具本体”与“心理本体”或“情本体”并列，甚至“情本体”高于“工具本体”的“两个本体论”，从而实际上疏离了唯物史观。李先生注意到笔者的批评，并作了回应：　　前不久，好像是你们上海有人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我本来讲了工具本体，现在又讲了情本体，怎么有两个本体。责难我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也有人说，本体是最后的实在，你到底有几个本体?因我讲过，“心理本体”，“度”有本体性，这不又弄了两个本体出来?有四个本体了。其实，我讲得很清楚，归根到底，是历史本体，同时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向外，就是自然的人化，是工具一社会本体；另一个是向内，即内在自然的人化，那就是心理一情感的本体了，在这个本体中突出了“情感”。所以文化一心理结构又叫“情理结”。至于“度”，人靠“度”才能生存。……“度”具有人赖以生存生活的本体性。这三点其实说的是一个问题，也就是有关人类和个体生存延续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　　然而，这个回应似乎并没有多少说服工程期刊www.126lunwen.com/gcsfb/力。就李先生一再强调的本体作为“最终实在”这一含义而言，历史本体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工具本体”，其他的诸如情感、心理等等都只是派生的，不能成为本体，即使一定要命名为“本体”，也只能是第二、第三本体，而不能与“工具本体”平起平坐、等量齐观，不能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向外”、“向内”分化成两个并列的本体。笔者并非有意要“责难”李先生违反了唯物史观，而只是客观地指出了一个事实而已。笔者愿意就此问题继续向李先生请教，希望能听到李先生进一步具体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