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认同研究的理论, 语境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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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化认同研究的理论、语境与方法石义彬，熊慧一个多世纪以前，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知识阶层被迫将“天朝上国”的骄傲搁置一旁，开始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以及“我们去向何方”等宏大的社会历史命题。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以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军事实力迅速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百年民族复兴的梦想正在变为现实。然而，当驱动往日思考的屈辱感和伤痛记忆渐行渐远时，国人却尴尬地发现，那些困扰了我们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命题并未失去效力，相反随着第二次传播革命的推进，当国内媒介开始以全球同步到达的效率将多元文化景观拉近至人们眼前，并为后者呈上一道道由琳琅满目的商品、炫目的明星和五光十色的

2、娱乐事件组成的消费饕餮时，那些历史命题在既有议程进一步凸显的同时还衍生出了新的维度———多层面的文化碰撞和生活方式的疾速调整，它打破了国人在自我和集体文化认同方面的稳定感和连续感，“我（们）是谁”，“我（们）在哪儿”，“我（们）去向何方”，正在成为更广泛人群不得不思考的日常性议题。一、中国文化认同初探：在理论的视界内文化认同之所以成为当前国人面临的一道日常性议题，与若干社会阶层对于该议题的持续关注和思考密不可分。如果说来自民间知识阶层的文化叹惋最先激发了国人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危机意识的话，那么来自社会精英阶层，他们集中关注国家文化安全、地方文化的多元与独特性以及青少年等“易感”人

3、群的文化偏好的政策和学术话语，使上述危机感进一步扩散为国人的普遍忧思。此中，知识精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回应政策和民间话语、表达国人对文化认同的种种忧思的同时，还进一步赋予了这种忧思以合法性。依托教育机构、学术刊物以及大众传媒所确立的专家形象及其权威，知识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和民间话语在中国文化认同议题上的议程设置，进而影响了国人对于该议题重要性的整体感知和理解。因此，梳理国内学界对于中国文化认同议题的研究脉络，既能窥见国人在这一议题上的基本认知和立场，又可进一步发掘这些认知和立场形成的内在过程和机制，进而对其做出相对客观的评价。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国内学界关

4、于文化认同议题的研究呈现持续升温的态势，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间，有关文化认同的探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较之此前，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在数量方面有了明显的增长【1】，而且开拓出了多元化的诠释路径和视角，并在理论探索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有显著提升。具体说来，与人文社科领域的很多重要研究议题一样，中国文化认同研究的最初灵感来自海外。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是出于对海外“新儒学”探索中华文化内在统一性的倡议的回应【2】，或是对东南亚学者探讨华人文化失落态势的呼应【3】，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开始进入国内学界的视野，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充分肯定文化认同的复杂性以及它在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作用的同时，还保持

5、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立场，拒绝将“文化认同”简单地等同于“儒家文化认同”。进入90年代前期，国内学界在延续对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究的兴趣，探索文化认同在经贸合作中的积极作用【4】的同时，开始将更多的能量投向了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强调文化认同感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效力，考量中华文化认同得以构建的观念基础，37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被视为民族凝聚的根，其在维系人心、增进各民族团结与融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得到了诸多人文学科研究者的体认【5】。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流行而出现的高雅艺术领域的认同危机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线，艺术家的自我认同危机被转译为普通民众

6、身陷集体文化危机的信号，民间审美趣味的俗化趋势被解读为中国社会文化情境改变的结果之一，是大众文化生产勃兴和消费社会崛起的必然产物【6】。与上一时期相比，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化认同研究呈现出一些崭新的态势。首先，全球化的视角被引入并作为国人以及海外华人文化认同问题的环境致因而得以探讨，全球化带来的空前频繁的文化交流和冲突常常被视为上述因果关系的中介变量而受到关注，其中文化多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观点常常被有限引述，以此证明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在当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7】。其次，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研究的视线范围从东南亚拓展至东亚和澳洲【8】，焦点仍在于是否以及如何建构和维系海外

7、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在相似的理论架构和论证逻辑下，港澳文化认同的历史脉络和现实困境得到了研究者的集中考量，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9】、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10】、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11】对立冲突的二元框架构成了研究者理解港澳文化认同问题的基本线索，发掘港澳地区与大陆的文化同根性，重塑和激发前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以文化向心力弥合历史和政治的嫌隙，构成了此类研究的终极目标。再次，与前期相比，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大众文化认同研究将焦点从一般的大众文化转向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媒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