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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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浅论摘要：明清时期，徽州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频发，使传统徽州社会宗族内外产生了众多贫民。为济贫饥民于倒悬，徽州官府、宗族、绅商各界采取了灾前预筹与灾时救助相结合，形成了参与社会救助的资助者多、受众广、救助措施全的社会救助体系，促进了传统徽州社会的稳定和正常持续的发展。关键词：明清；徽州；社会救助；体系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158－005明清时期的徽州，人多地乏，自然灾害频发，贫民饥民众多，徽州社会各界为救贫饥民倒悬之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救助体系，使传统徽州社会始终相对稳定。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从明清

2、时期徽州贫饥民状况和社会各阶层对其实施的各种救助措施入手，分析明清时期徽州传统社会的救助体系，评析其成功经验与不足，以资裨益于当今时代的社会救助。一、明清徽州贫人状况5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的徽州，地处皖南腹地，群山环抱，地狭人稠。明清时期由于人口更为繁盛，以致产生巨大的人地矛盾，“生业于地者，十不获一”。若遇水旱蝗疫等自然灾害，则“楼宇倾圮”、“稼禾无收”，米贵如金，贫饥民无数，死生难保。此类情形在徽州一些县志文献中俯拾皆是。徽州人家本多居务俭墙，日再食，食惟饘粥，“贫窭数月不见鱼肉”并不鲜见。甚或“子妇拮据……冬月多掘蕨根以充食，至夏麦登，则屑饩杂米，名曰干粮，戴星负薪，走市觅米，妇子

3、忍饥以待，不幸为租家所夺，则数腹皆枵。”［1］而灾时“米价腾涨”使本来就地少粮缺“数腹皆枵”的徽州雪上加霜，生活熬煎。根据陈瑞对米价上涨幅度的研究，以上涨较少的明万历年间休宁“斗米一钱六分”为例，其时徽州地区的米价亦是全国的两倍以上。［2］由此可见，在灾荒年份，明清徽州贫民生存状态之艰难。灾时徽州“灾民、饥民的规模也较平常年景更为庞大”，即便是某些大宗大族内部，虽受到宗族的庇护，然而贫困族人也是“无处不在”。［2］徽州贫人生活之窘迫可见一斑。二、徽州社会的救助体系１.就救助的参与者而言，为救贫饥民生活之窘迫，明清时期徽州官府、宗族、商贾、地方士绅等各界均积极参与和组织。5官方救助是徽地的社会救

4、助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主要方式就是各类善堂机构和各种预备仓、常平仓的设立。有关研究显示：这些官仓在明前期较为兴盛。明代自朱元璋时代就开始在全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仓储体系，徽州各县也陆续在永乐年间建成了各种预备仓、廉惠仓，每县预仓不下4所，休宁县竟达15所，积谷数在明弘治前达到高峰，全府预仓积谷达23万多石。［3］但由于官府仓储制度的积弊，明中叶以后官仓腐败严重，官方社会救助逐渐式微。如嘉靖四十年绩溪县一个生员在给县令的上书中说：“廉惠、仁济二仓所收寺产银多被侵渔，民无实惠。”［4］除直接备仓赈济外，官府还通过“劝谕”、奖励“义民”的方式鼓励绅民参与官府组织的赈济活动。乾隆十六年，歙县旱饥，知府

5、何达善劝谕两淮盐商“捐粜”高达六万金，“买谷积贮建仓六十间”。［5］嘉靖《黟县志·人物·义行》记载：正统九年，胡彦本出谷1200石，“赐刺劳以羊酒，旌为义民，仍免本户杂泛差役三年。”景泰六年，胡志广出谷600石，“建尚义坊”。弘治初，孙昌出谷1000石，“旌表尚义之门，建坊里闾，赐以冠带”。官方的旌表鼓励，推动了广大绅民赈灾的积极性。宗族是徽州传统宗族社会救助的主要承担者。深受理学熏陶，宗族观念浓厚“东南邹鲁”，救济贫困族人对宗族来说是敦宗睦族的基本要求。正如歙县潭渡黄氏所说：“族人乃一本所生，彼辱则吾辱，当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视为途人，以忝吾祖。”5［6］清代同治年间，祁门武溪陈氏族规

6、也规定：“族内之人有贫富不等，如鳏寡孤独之辈，族中有余饶者当拯助之。”［7］为救助族人的不同困苦，宗族内部提供了包括义田、义仓、义屋、学田、义冢等多种类型的救济措施。清道光祁门石坑张为镇，“尝捐赀修祠，又输义田数十亩以恤族之孤寡。”［８］清代婺源庠生江源进，“置……义丰仓，以贮仓谷，公之村内江、滕二族及异姓佃民。”［９］清龙山贡生程涵辉，“尝念族中子弟无力从师，文风未振，捐田二十亩倡兴义学。”［１０］清橙阳江公寅亮，“捐置新马坟山地以为义冢，村人德之。”［１１］徽商也是参与救助的重要力量。徽商因其有雄厚的资本且出于朱子桑梓之地，他们自幼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皆敦宗睦族，愿意出其余

7、资来捐输赈济。明天启新安商人程春宇在其《士商类要》中写道：“凡处宗族，当以义为重。盖枝派虽远，根蒂则同。仁人之恩，由亲以及疏，笃近而举远，岂可视之如路人邪？昔范文正公为参知政事，所得俸禄必与宗族人共享之。尝曰：‘吾不如此，将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5又立义田以周宗族之贫乏者，是岂不可以为万世亲亲者法哉！”［１２］这是一个商人亲睦宗族内心的典型展露。休宁商人程维宗“从事商贾，货利之获，多出望外……且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