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臣礼仪官员思想意识看明清专制皇权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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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君臣礼仪官员思想意识看明清专制皇权的强化　　[关键词]君臣礼仪，思想意识，明清，皇权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3-0066-04　　关于明清时期专制皇权强化的表现，中学历史教科书只举明初废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两个史实，其实，这只是皇权强化在制度上的体现。明清时期皇权能够得到空前的强化，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厚的基础。官僚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官僚队伍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依赖对象。“君为臣纲”虽然在汉代已被确立为官僚的道德意识。但到明清时才发展到极致。明清两朝的君臣礼仪和官僚的思想意识直接反映了“君为臣纲”的强化。这不仅是观察皇权加强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理解明清社会的切入点。　　一、皇权强化在官僚礼仪、思想中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就有“尚礼”的传统，礼仪元处不在，并成为一种习俗性的社会约束力量。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礼仪制度尤其严格，等级森严、不可僭越，体现着尊卑贵贱。中国古代的君臣礼仪，有一个逐渐“尊君卑臣”的发展过程，至明清发展到极致，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君臣之礼是相互的，臣向君行礼，君要适当的还礼，以显示尊重。“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士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在秦汉时期仍流行，直至唐、五代时期，大臣上殿面君，仍可列座于殿上。史书记载：“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　　宋代是君臣礼仪变化的转折点。赵匡胤做皇帝后，宰相范质等人仍按前代礼节坐着奏事，赵匡胤说：“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等范质进呈御览后归座，发现座位已被宦官撤走，从此以后宋代大臣只能站着奏事。元朝入主中原，将少数民族的落后习俗带入，大臣奏事时需“跪伏”。明朝建立后，号称“革胡元之弊”的朱元璋却沿袭了元代这一制度，规定“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除奏事外，皇帝发布谕旨，百官也要跪听。皇帝赏赐大臣，受赏大臣更要“于御前跪受”。跪礼随之成为明代臣对君的基本礼节。不过，在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大臣仍可站立，有些年高的执政大臣如大学士等，有时还有“便殿赐座”的待遇。至清代，这种『青况几乎见不到了。在御门听政时，朝廷重臣们跪在乾清门外，“动辄逾刻”，有时甚至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乾隆五年冬天，乾隆帝忽发恻隐之心，“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朕心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毡垫，以昭优礼至意”，。数九寒天，赏给年老大臣一个毡垫跪着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在便殿召见时，大臣也要跪奏，只是在御榻前专为军机大臣们设立毡垫，俗称“军机垫子”。侍郎以下则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能跪在硬地上。长久地跪地奏事，对大臣、尤其是年老大臣的身体是一种考验。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已经年逾七旬，一次奏事养心殿，因跪地时间较长，起身后腿部麻木，不慎“误踏衣袂仆倒”。他本来身体就肥胖，加之御座高耸，竟然一下摔死在乾隆脚下，酿成惨剧。从秦汉时的三公“坐而论道”，到清代视赏赐毡垫为莫大恩典，官僚的尊严一落千丈。　　君臣礼仪如此，君对臣的称谓和臣下的自称，也体现了官僚地位的日益低下。先秦时期，国君为表示对一些大臣的尊敬，往往称字而不称名。即《礼记》所谓“国君不名卿老”。对一些地位特殊的大臣，还有一些彰显荣宠的尊称，如西周时期，周武王尊称姜尚为“尚父”，三国时期，蜀后主刘禅尊诸葛亮为“相父”。秦汉以降，这一习惯延续了很久，如汉高祖曾公开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即张良的字。南朝时期，梁武帝在一次宴会中，多次直呼吏部尚书蔡撙之名，蔡撙都敢不搭理他，直至梁武帝改口叫“蔡尚书”，蔡撙方才应答，并毫不客气的对梁武帝说：“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下不了台。可见这一时期，皇帝对重臣直呼其名，是被视为失礼的。在唐代，唐太宗对大臣封德彝(伦)、高士廉(俭)、颜师古(籕)等人都称字而不叫名，这几个人于是便以字为名，真名反倒渐渐被人遗忘了。宋代以后，这一情形开始转变。至明代，大凡正式场合、官方文书，皇帝对臣下一般均直呼其名。不过，明代对某些大臣还有一些尊敬称呼，如明宪宗等称大学士为“先生”，明神宗也曾尊称张居正为“元辅”。但这一称呼已经限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且与大臣的威望及君主的喜好有关。如熹宗时期，熹宗称魏忠贤为“厂臣”而不名，动辄称“朕与厂臣” ，而当时的大学士却无人能享受这一待遇。清朝建立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从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或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对宰辅大学士等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臣下的自称也越来越谦卑，达到极致。在清代，不管是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高官显宦，还是亲王、郡王等皇室贵胄，在皇帝面前一律自称奴才。朝鲜使臣曾记载了这一状况，“和珅、福长安辈数人，俱以大臣常在御前，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殊无礼貌，可见习俗之本然”。从尊臣下为“尚父”、称字而不名，到直呼其名或以“尔”“汝”代之，从拒绝答应君主直呼其名，到自称奴才，君臣地位变化越来越大。　　明清时代，君主礼敬大臣的事越来越少，羞辱大臣的事却越来越多。先秦时期，君主如有事请教年逾九旬的高龄大臣，需要“就其室，以珍从”。此外，还有尊老、尊师之礼，如西汉成帝的授业师张禹病重时，成帝“亲拜禹床下”。至唐代尊老之礼尚存。宋代以后，天子礼敬大臣之事越来越少。至明清时期，几乎不见。与此同时，皇帝折辱臣下之事却屡见不鲜。洪武时期，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疏万余言，朱元璋让中书郎王敏读给他听，读到六千余字，朱元璋勃然大怒，将茹太素痛打一顿。第二天，再命^诵读，发现茹太素所言颇有道理，“得其可行者四”。明代对朝臣惯行廷杖。往往是皇帝一怒之下，朝堂之上棍棒相加，被打之人血肉横飞，非死即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荡然无存。武宗、世宗时期，许多大臣因劝谏南巡、大礼议而遭受廷杖，受杖之人达数十、上百人之多。在清代，皇帝折辱大臣之事也时有发生。清朝初年，清政府通过“奏销案”“通海案”“哭庙案”等，打击江南士大夫。在“奏销案”中，探花叶方霭仅欠一文钱，就被革去职务，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说。雍正年间，翰林院侍讲钱明世与年羹尧交往甚密，曾做诗称颂年羹尧，并“以平藏之功，归美年羹尧”，雍正帝大为恼火，将其革职、发还原籍，并亲书“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地方官制造牌匾，悬挂于钱明世大门上。又如清代名臣张廷玉，是康雍两朝名臣，到乾隆初年，因陪祀太庙之事惹烦乾隆帝，年轻的乾隆帝不断训斥这位老臣，最后致使他凄凉离世。总之，明清时期的官员已经彻底沦为君主的仆从。　尊君卑臣的倾向与官僚们忠君的观念相辅相成。明代靖难之役后，为建文帝殉节者的大臣比比皆是。明武宗的荒唐极其少见，但为劝谏武宗南巡，官员们跪在金水桥前苦苦哀求，即使挨廷杖也不退缩。海瑞虽然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但他闻听嘉靖帝去世，“大恸，尽呕出所饮食，陨绝于地，终夜哭不绝声””。受廷杖本是一件屈辱的事，但在当时受杖者往往并不以为耻辱，反因受杖而在士林和官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有人追记：“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被人仰慕”，以至于出现“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戊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的局面。究其原因在于，官员们认可忠君乃“孔孟之道”，遭致惩罚反能证明自己刚直不阿。究竟所争之事是否值得，已被“崇高”的道德观念所掩盖。君为臣纲的思想意识使官员们心甘情愿地匍匐在皇权脚下，成为专制皇权的坚实基柱。　　二、明清时代君主控制官员的　　手段与作用　　明清时期，官员在君主面前的地位越来越低，但并未使官僚队伍与君主离心离德，也没有影响官僚对皇帝和国家的忠心，反之还使这种忠心越来越强烈。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是如何造成的呢?　　首先，程朱理学的思想教育作用不可小视。理学形成于宋朝，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个人修养，个人修养则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理学在宋代不是主流，宋末才得到重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大力推崇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正统思想。同时，他极力排斥先秦儒家思想中不利于君主专制的成分。朱元璋对孟子说的“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非常恼火，认为孟子此言大逆不道，一度停止孟子陪祀孔庙。明成祖朱棣命近臣胡广、杨荣等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全国，标志着程朱理学正统地位的最终确立。清朝统治者非常尊崇程朱理学，康熙帝将朱熹从孔庙两庑迁出，安放到大成殿中，成为配享孔子的第十一圣。雍正时期，著名学者谢济世注《大学》不从朱熹《四书集注》本，而用《礼记》本，被人告发，雍正帝竟然打算将其判处“斩立决” 。程朱理学的推广，对明清时期的思想控制起了很大作用。雍正帝毫不避讳地说：“若无孑L子之教……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一语道破了朝廷推行程朱理学的真正目的。　　其次，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内容已经十分僵化。朱元璋等拟定科举考试以“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为基本内容。学子为求一朝登龙门，就不得不终日钻研四书五经，而不敢心有旁骛。这批终日囿于四书五经及程朱理学中的读书人，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了三纲五常的准绳，他们一旦出仕，大多能遵循传统观念行事。清朝初年，面对江南等地士大夫反清情绪高涨的局面，清朝统治者不但迅速恢复科举考试，康熙年间还举办“博学鸿词”科，大规模地搜罗人才，使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出仕。当时有人作打油诗讽刺这种状况：“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胸中打点旧文章。当时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吃光。”从当时社会出现的“一队夷齐下首阳”的局面看，清代恢复科举的措施是成功的，将大量士大夫纳入清朝统治队伍中来，不但缓和了民族矛盾，也扩大了统治基础。　　第三，明清时期三纲五常的观念渗透到了社会基层，恪守封建传统道德伦理的宗族组织发展起来。“忠”与“孝”的观念是一致的。尽管官僚的来源既有豪门望族，也不乏乡野贫寒子弟，但接受的观念是一致的。尽孝与尽忠不过是家与国的区别。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无不经受了这样的思想训练。从这样的群体中选拔出来的人才，组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确保了君主专制。另外，明清时的文字狱对钳制官僚思想也起到威慑作用，有关史实无须赘述。　　通过以上措施，明清统治者培养了一大批从内在的思想意识到外在的制度礼仪上，都对君权服服帖帖的官僚，这对于明清两朝政治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皇帝多少年不见大臣，行政照常运转，社会秩序不乱。　　三、原因探析　　明清时代，统治者为什么不遗余力地加强皇权呢?对此，杜家骥先生指出：古代的王朝国家带有私属性，即某姓家族对王朝国家具有私属权，不过随着历史的演进，这一私属权日渐削弱，“王朝国家私属性越削弱，君主专制的程度越加强，这是因为王朝私有性由领主制的全家族私有缩小到只有皇帝一个最高权威私传。同时，众多公众性的异姓官僚，对其构成的威胁也越来越大，皇帝必须守住这私家的最后一个堡垒”。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回顾中国历史，自隋唐以来，科举制的实行逐渐打破了贵族地主对官位的垄断，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现象。至明清时期，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官僚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主体，这在表面上使国家的私属性进一步减弱。为了确保“家天下”的稳固，明清统治者一方面进行制度改革，突出表现为废丞相、设军机处，将最高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尽管明代在废丞相后设立了内阁，但内阁始终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有明一代大学士始终是正五品官。明代的内阁是秘书机构，大学士不能开府建牙，没有自己的官僚体系，也就无从形成真正从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而且，皇帝可以随意罢免大学士。如隆庆、万历初年的首辅高拱，权倾朝野、同僚侧目，仅仅因为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就被万历皇帝驱逐。只有皇帝才是最高权力的握有者。这时，皇帝因不信任大臣，更加宠信家奴，任用宦官，试图使宦官与大学士相互掣肘。另一方面，明清两朝君主都意识到，若要切实加强皇权就必须培养一批真正效忠于皇帝的官僚。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控制人心。那就要从礼仪中强化君权至上的观念，让臣下时刻谨记“君为臣纲”，感受天威咫尺而不敢造次。在官员选拔的环节上，灌输和培训三纲五常的理念，使整个官僚队伍成为君权至上的执行者，从而加强了皇权对国家的控制力。 　　另外，明清时期官僚的奴仆化与元、清两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有关。蒙古族和女真族在进入中原之前，还比较落后，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体现在君臣关系上就是大臣奴仆化。如大臣奏事时需要行跪礼就始自元朝，明朝加以沿用，至清而极致。清代官僚地位最为低下，这也与满族习俗有关。清入关前，家庭奴隶制盛行，家奴被主人信任，随主人而升迁做官，但主仆的意识仍在，君臣关系仍为主奴关系。从本质上讲，清代官员就是皇家的奴仆。因此；清代大臣地位最低。　　总体而言，明清两朝君权的强化，不但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更体现在两朝君主对行政的具体实施者——官员的控制上。两朝统治者通过加强封建伦理观念，以科举考试为手段，造就了一大批忠实于皇权的官僚，他们分布于朝野各处、全国各地。他们不仅自己恪守三纲五常的理念，而且用这一理念管理和控制社会，从而有效地巩固了明清两朝的统治。这也是中国社会难于自身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赵树国，男，1981年生，山东青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责任编辑：任世江】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遗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2]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文渊阁四库全书。　　[3]中时行大明会典[Z]，明万历内府刻本。　　[4]清高宗实录[M]。　　[5]昭裢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注疏[M]，文渊阁四库全书。　　[7]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杜家骥中国古代君臣之礼演变考论[J]，中国社套历史评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　　[9]李朝正宗大王实录[M]。　　[10]礼记[M]，四部丛刊景宋本。　　[11]张廷玉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清世宗实录[M]。　　[13]张居正张太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4]褚人获，坚瓠集[M]，清康熙刻本。　　[15]杜家骥，中国古代国家之私属性及其演变[A]，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