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臣礼仪官员思想意识看明清专制皇权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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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君臣礼仪官员思想意识看明清专制皇权的强化　　[关键词]君臣礼仪，思想意识，明清，皇权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3-0066-04　　关于明清时期专制皇权强化的表现，中学历史教科书只举明初废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两个史实，其实，这只是皇权强化在制度上的体现。明清时期皇权能够得到空前的强化，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深厚的基础。官僚制度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官僚队伍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依赖对象。“君为臣纲”虽然在汉代已被确立为官僚的道德意识。但到明清时才发展到极致。明清两朝的君臣礼仪和官僚的思想意识直接反映了“君为臣纲”

2、的强化。这不仅是观察皇权加强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理解明清社会的切入点。　　一、皇权强化在官僚礼仪、思想中的体现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自古就有“尚礼”的传统，礼仪元处不在，并成为一种习俗性的社会约束力量。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礼仪制度尤其严格，等级森严、不可僭越，体现着尊卑贵贱。中国古代的君臣礼仪，有一个逐渐“尊君卑臣”的发展过程，至明清发展到极致，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先秦时期，君臣之礼是相互的，臣向君行礼，君要适当的还礼，以显示尊重。“天子为三公下阶，为卿离席，为士大夫兴席，为士抚席。于公卿大夫拜，皆答拜”，在秦汉时期仍流行，直至唐、五代时期，大臣上殿面君，仍可列座于殿上。

3、史书记载：“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军国大事则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　　宋代是君臣礼仪变化的转折点。赵匡胤做皇帝后，宰相范质等人仍按前代礼节坐着奏事，赵匡胤说：“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等范质进呈御览后归座，发现座位已被宦官撤走，从此以后宋代大臣只能站着奏事。元朝入主中原，将少数民族的落后习俗带入，大臣奏事时需“跪伏”。明朝建立后，号称“革胡元之弊”的朱元璋却沿袭了元代这一制度，规定“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除奏事外，皇帝发布谕旨，百官也要跪听。皇帝赏赐大臣，受赏大臣更要“于御前跪受”。跪礼随之成为明代臣对君的基本礼节。不过，在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大臣仍可站立，有

4、些年高的执政大臣如大学士等，有时还有“便殿赐座”的待遇。至清代，这种『青况几乎见不到了。在御门听政时，朝廷重臣们跪在乾清门外，“动辄逾刻”，有时甚至一跪就是两三个小时。乾隆五年冬天，乾隆帝忽发恻隐之心，“大学士等皆年老大臣，当此严寒就地长跪，朕心特切轸念，嗣后著铺毡垫，以昭优礼至意”，。数九寒天，赏给年老大臣一个毡垫跪着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在便殿召见时，大臣也要跪奏，只是在御榻前专为军机大臣们设立毡垫，俗称“军机垫子”。侍郎以下则享受不到这种待遇，只能跪在硬地上。长久地跪地奏事，对大臣、尤其是年老大臣的身体是一种考验。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刘于义已经年逾七旬，一次奏事养心殿，因跪地时间较长，起身后腿

5、部麻木，不慎“误踏衣袂仆倒”。他本来身体就肥胖，加之御座高耸，竟然一下摔死在乾隆脚下，酿成惨剧。从秦汉时的三公“坐而论道”，到清代视赏赐毡垫为莫大恩典，官僚的尊严一落千丈。　　君臣礼仪如此，君对臣的称谓和臣下的自称，也体现了官僚地位的日益低下。先秦时期，国君为表示对一些大臣的尊敬，往往称字而不称名。即《礼记》所谓“国君不名卿老”。对一些地位特殊的大臣，还有一些彰显荣宠的尊称，如西周时期，周武王尊称姜尚为“尚父”，三国时期，蜀后主刘禅尊诸葛亮为“相父”。秦汉以降，这一习惯延续了很久，如汉高祖曾公开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子房功也”，子房即张良的字。南朝时期，梁武帝在一次宴会中，多次直呼吏

6、部尚书蔡撙之名，蔡撙都敢不搭理他，直至梁武帝改口叫“蔡尚书”，蔡撙方才应答，并毫不客气的对梁武帝说：“臣预为右戚，且职在纳言，陛下不应以名垂唤”，搞得梁武帝下不了台。可见这一时期，皇帝对重臣直呼其名，是被视为失礼的。在唐代，唐太宗对大臣封德彝(伦)、高士廉(俭)、颜师古(籕)等人都称字而不叫名，这几个人于是便以字为名，真名反倒渐渐被人遗忘了。宋代以后，这一情形开始转变。至明代，大凡正式场合、官方文书，皇帝对臣下一般均直呼其名。不过，明代对某些大臣还有一些尊敬称呼，如明宪宗等称大学士为“先生”，明神宗也曾尊称张居正为“元辅”。但这一称呼已经限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且与大臣的威望及君主的喜好有关。

7、如熹宗时期，熹宗称魏忠贤为“厂臣”而不名，动辄称“朕与厂臣”，而当时的大学士却无人能享受这一待遇。清朝建立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从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或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对宰辅大学士等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臣下的自称也越来越谦卑，达到极致。在清代，不管是军机大臣、大学士等高官显宦，还是亲王、郡王等皇室贵胄，在皇帝面前一律自称奴才。朝鲜使臣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