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法定代表人的法律地位、权力和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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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规章、司法解释和案例,均来自国家信息中心制作的CD—ROM“国家法规数据库”(1998年版)。在中国, 存在着“法律上的国企”和“事实上的国企”。“法律上的国企”根据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组建:“事实上的国企”包括全部或者多数股权投资来自政府机构、国有“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法律上的国企”的企业,这些企业不是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而是根据其他法律登记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例如:政府投资组建一个香港公司,该香港公司返回内地投资组建子公司,该子公司必定是登记为“外商投资企业”

3、;又如:若干国有机构共同投资组建一个企业,该企业决不是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注册为国企,而是按照公司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再如:全部资本来自一个政府机构的“劳动服务公司”,则登记为集体企业。因此,本文分析的对象,尤其是个案研究不限于“法律上国企”。  在90年代,国企“法定代表人”贪污、受贿、侵占公司财产的大案频频发生(注:国企法定代表人贪污、受贿、侵占公司财产的部分重大案件有:(1)1991年,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因受贿141万元被判处死刑。(人民法院案例选,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研究所,1992年第1辑,页33—3

4、7);(2)1995年,贵州省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因为贪污、受贿被判处死刑。(中国检察年鉴,1995,页332—334;中国审判案例要揽,1995,页496—505);(3)1995年, 原武汉中国长江动力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失踪。后经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证实,发现于志安已在菲律宾定居。据称:在80年代, 于志安用中国长江电力公司的50万美金,以自己的名义在菲律宾注册了一家发电厂,如今发电厂的年收入达1, 000万美元,于志安是这家发电厂唯一的所有者。于志安出走之前多次被评选为优秀企业家、改革标兵和杰出青年(于志安事件的思索,了望,1

5、995年第49期);(4)1996年,首钢总经理助理、 首钢控股(香港)总经理周北方因受贿928万港元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周北方在香港和大陆共有5辆豪华轿车、6套住房,其中在香港半山区购置的一套住房,费用高达2500万港元。周斥巨资在香港大举收购公司,造成首钢大约10亿元损失(首钢挖出5条大蛀虫,劳动报,1996年7月23日,版2;南方周末,1996年8月9日,版3;中国青年报,1996年11月15日,版1);(5)1998年,君安证券公司董事长涉嫌侵占公司资产、贪污而被捕(君安震荡,财经,1998年8月号,页12);(6)1

6、999年1月, 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褚时健因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人民法院报,1999年1月12日,版1)。),严刑峻法亦不足以产生震慑作用。在一些或许是极端的情形下,一个国企的前任刚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后任又铤而走险,大有“前仆后继”之势。例如:贵州信托投资公司前董事长阎健宏在1995年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后任在1996年又涉嫌受贿而被捕(注:“前车”不远,“后车”又覆,南方周末,1996年8月9日,版9.); 北京钢铁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在1991年7月因贪污、受贿被判死刑,后任在19

7、91年9月又开始受贿,而且比前任胃口更大,在一笔交易中就受贿150 万元(注:首钢挖出5条大蛀虫,劳动报,1996年7月23日,版2.)。 “穷庙富方丈”是人们形容国企财富再分配的一个生动比喻:在国企纷纷倒闭的同时,一批身为国企“法定代表人”的百万富翁脱颖而出。1997年,安徽省芜湖市展开“破产企业挖蛀虫”活动,当地29个破产国企无一例外存在管理人员贪污、受贿和侵占公司财产,共有110 人涉嫌犯罪(注:华东信息报,1998年12月25日,版2.)。 国家体改委对国企“下岗职工”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下岗职工”认为,管理人员腐败

8、、失职和无能是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注:南方周末,1997年3月28日,版1.)。199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加强对借款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考查和监控,防止其挥霍贷款和携款外逃(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贷款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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