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操作”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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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文化操作”看“文化研究”作者按：此文曾投《读书》，被拒发，这是10多年的老读者第一次向《读书》投稿，这里重发，以此证明我这样的“市场知识分子”想在主流的人文媒体发表不同意见是多么困难，所以我特别珍惜“思想的境界”这样的网络媒体。　　　　我看完《读书》1997年2期“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一组文章，心中颇感“别扭”，此前也读过文化研究者的文章，早想写篇文章表示“关注”，却迟迟未能如愿，一是忙于公司新迁，二是怀疑我这种“文化操作”者──也就是“文化研究”者所称的“白领”，在《读书》能否有发言权。这里提出的“文化

2、操作，”完全是针对文化研究而言，没有任何考证，不敢轻易下定义。大体想法是，如果文化研究者研究的是大众文化，那么，文化操作者操作的也是大众文化，从文化研究者的文章来看，他们研究的是大众文化，而他们心中的大众，就是指中国今日的白领阶层。　　笔者长期生活工作在广东，从事大众杂志的编辑8年，近8年下海，为太阳神、北大方正、李宁牌、ENVSION、NEC等做过一些CI、广告和市场营销方面的工作，某些案例经常被“文化研究”者提及，那种感受可能像萨摩亚人看到人类学家米德介绍自己种族的专著。文化研究者凭什么代表文化操作者说话？

3、或者说，文化精英有什么资格代表大众文化？我深信他们惯用的后殖民话语可以作最响亮的回答。　　在有的文化研究者的文章中，“1993年是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年头”。“他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在这一时刻已经全盘崩溃和失效。”因此，文化研究者们通常将1993年看成是中国大众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研究正式诞生的划时代的一年。尽管他们承认自己曾经拥有的知识已经全盘失效，也提醒那些死抱传统知识和立场的人，不能以“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看待大众文化。可是我们发现他们自己却在文化研究中仍然使用大量“失效”的知识，并且

4、照样采用“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　　我想，无论中国大众文化究竟何时从边缘走向中心，都不能根据文化精英立场转变的那一刻、知识“失效”的那一刻来定。人为地将1993年作为中国文化研究划时代的一年，更是标准的精英姿态。有的精英强调用非定量的方法来研究“大众”，认为“单是着眼于人口统计中的多数，并不能给大众赋予多少意义”。这种观点咋一看好像很全面，实际上仍然企图用精英眼光俯瞰大众。倘若大众文化果真具有巨大无比的时代力量，那么，大众的意义在于大众，没有人可以居高临下地给大众赋予尽可能多、或少的意义。尊重统计学的多数，是

5、保证大众的声音不被精英“盗用”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是制衡文化精英随意代表大众举手的最朴素的方式。我怀疑今日的文化精英即便很想尊重统计中的多数，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掌握复杂的抽样调查技术，即便掌握了，又有多少人下得起功夫和成本进行操作？对统计学中多数的“偏见”，有可能是对陌生知识和技能的“敌意”。　　文化研究者今天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经历了一场对中国式的后现代思潮讨伐之后，这批精英(非前一批)深知再一次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必然失去“市场”。可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又不能不交代出一条文化研究的国际旅行路线：英

6、国、伯明翰、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第三世界、中国。这一条登陆路线再清楚不过了，眼见重蹈覆辄，于是立刻声明：“我们借重文化研究的名字，并借助某些英、美、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更重要的是尝试广泛涉猎当代文化现象。不是依据既存的文化研究或文化评论理论，亦非试图以中国文化现象印证西方文化理论，而是努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我们的解答。直面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人文学

7、科所提出的挑战，一个必须警惕的危险陷阱，便是再次创造或挪用一套全能的命名与玄妙的术语。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研究的前提之一，在于我们拒绝以理论的权威话语及“元话语”作为唯一或‘唯二’、‘唯三’有效范式。对于现象的丰富性与事实间的差异性的关注，要求我们间或需借助某种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读书》1997年2期11页)”　　据我了解，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及成果20世纪80年代前在国内外已经十分成熟和丰富，问题就出来了：那些突然感到曾经拥有的知识全盘崩溃和失效的文化精英，1993年前难道并没有拥有过人类学和社会

8、学知识？或者反过来说，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及成果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失效？　　我宁愿相信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及成果并没有失效，并且真诚地希望文化研究者们能老老实实地、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采用社会学的抽样调查方法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也许，当今文化研究者第一步要做的事，并不是指责别人仍然用“俯瞰、不屑的精英姿态”看待大众文化，而是检讨自己曾经对大众文化有过什么“敌意”的言论和行动，并且重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