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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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夏国祥（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200234）内容摘要：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经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几个历史阶段，呈现出一个由浅入深的演进过程。清末属西方财政学引进的最初阶段，1900年以前，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限于常识层面，1900年以后深入到理论层面。北洋政府时期，西方财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南京政府时期，西方财政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近代中

2、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先进人物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由此西方的各种学说开始传入中国，其中也包括财政学知识。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财政思想的发展及新型财税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财政理论和财税制度演进过程的理解。笔者拟分清末、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对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整体状况作一系统的介绍。一、清末：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初步传播在近代中国何人最早传播西方财政学知识？对此我们颇难确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9世纪60年代以后，关心和传播西

3、方财经知识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的佼佼者有冯桂芬（1809－1874）、王韬（1828－1897）、薛福成（1838－1894）、郑观应（1842－1922）、马建忠（1845－1900）、黄遵宪（1848－1905）、陈炽（？－1899）、张謇（1853－1926）等人。其中以黄遵宪、马建忠较为突出。黄遵宪在出任外使期间，悉心考察欧美日本的文化制度，著有《日本国志》（该书初刊于1895年）。书中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赋税制度有所介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日本地税的改革情况，日本于1873年废除幕府时期以土地收获量为课税标准的旧

4、税制，征收地价税；其二是关于日本地方税制的建立情况，日本于1878年实行地方税制，划分地方税、制定地方税则，实行地方自治。这两点内容，前者对孙中山地价税思想有过一定启发作用，后者对清末民初的国地收支划分具有一定影响。对于中国的赋税问题，黄有两个见解，一是主张重税，认为其可以起到“损富以益贫，调盈以济虚”的作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七，《食货志三》。这种重视税收社会职能的观念显然是受到西方近代财政思想的影响。再就是主张加强赋税的征管，要求政府做到“征敛有制，其出纳有程，其支销各有实数。于预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

5、既公且明，上下孚信。”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十七，《食货志三》。这是近代要求实行和公开预决算的先声。曾留学法国的马建忠，则是这一时期少数几个对西方经济学有一定理论素养的思想家之一（其经济方面的代表作《适可斋记言记行》刊行于189610年）。在他的论述中已具有一定的近代经济理论分析的色调，而不仅为财经常识。针对当时严重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现象，他比较系统、全面地提出了保护关税的主张，对西方关税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也有所论列。进入20世纪以后，研究财经问题的学者大多开始从国外财经科学原著直接吸取知识营养，从而加快了西方财经思想在中

6、国传播的步伐。有以下三人值得关注。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对西方近代经济学著作的涉猎范围甚广，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于1897－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该书的第五篇专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属于财政学理论。斯密在这里讨论了国家的支出、收入和公债问题，并提出了西方财政学史上著名的公平、确定、便利、经济四大税收原则。严氏译为“平”、“信”、“便”、“核”。见严复：《国富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87-689页。梁启超（1873－1929）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

7、财政学界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对西方财政理论的涉猎范围很广，在传播西方财政学说方面功绩卓著。他谈到过租税转嫁问题，介绍过西方的分税制理论，对公债与租税的关系作过一定的理论分析。他还提到，所得税、遗产税、地价差增税（即土地增值税）等税种是“最良之税则”，“足以均贫富之负荷”。梁启超：《饮冰室丛著》，第十种，《闻政时言·湘乱感言》。这是中国近代对优良税制的较早探讨，虽然是极其初步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对西方财经理论和政策的了解，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达到当时较高的水准。当然，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有关财经论

8、述主要是为其经济纲领（民生主义）服务，而不是纯学术探导。同盟会时期，他在财税领域里的主要思想成果是：提出了著名的平均地权和征收地价税的主张。总的看来，这是一个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由浅入深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将清末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大致以1900年为界，分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