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尔的对话伦理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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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哲学·(《哲学动态))2005年第6期)阿佩尔的对话伦理学初探罗亚玲(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德国柏林D一14195)[中图分类号]B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5)06-0031-07哈贝马斯和阿佩尔是对话伦理学(Diskursethik)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但他们俩人的思想其实有着较大的分歧，与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universalpragmatisch)路向的对话伦理学不同，阿佩尔的伦理学被称为先验语用学(transzendentalpragmatisch)路向的对话伦理学，因此不能以为了解哈贝马斯的思想也就了解了阿佩尔的思想。阿佩尔先验语用

2、学路向的对话伦理学的特点表现为：首先，对康德先验哲学进行语用学转型(Transformation)，把理想状态下讨论的规范性条件看成是作为讨论者的人“总是已经”(immerschon)承认的先验条件，完成对伦理规范的基础论证(Letztbegriindung)，为基本伦理规范的义务性(Verbindlichkeit)寻求一个坚实的基础；第二，在追问由基础论证获得的基本规范在现实中的应用问题时，进一步把对话伦理学理解为责任伦理学：鉴于现实交往共同体与理想交往共同体的差距，为避免康德的意向伦理(Gesinnungse岫k)的严格主义(Rigorismus)，阿佩尔在其对话伦理学的

3、B部分主张以目的论为导向的长远道德策略，以此来协调交往理性与策略理性的紧张关系。本文主要展开对这两方面特点的论述，细节之处限于篇幅不能深入，故日“初探”。‘一先验语用学的基础论证1．共同体的先天性(Aprioritat)在我们这个时代，一方面，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伦理道德只与个人道德修养相关，是一种不具有义务性的软规范；另一方面，随着环境危机等全球化问题的凸显，各种应用伦理学应运而生，人们又试图从伦理学中寻求出路。但是如果伦理规范本身的效力问题不能确定，那么应用伦理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指导作用就很值得怀疑了。为此，我们必须回到道德规范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或者说是否具有义务性)这个根

4、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阿佩尔对话伦理学的出发点。阿佩尔指出，在当前的科技文明时代，鉴于生态危机和核威胁等全球化的问题，对伦理规范的普遍有效性进行论证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但是，在西方意识形态条件下，似乎公共领域遵循的是目的理性，与道德无关，道德只是私人的非理性领域里的事情。阿佩尔指出，这种意识形态背后是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构成的互补体系，现代西方哲学中这两个派别虽然相互对立，但一个说只有科学知识是客观的，另一个说伦理学涉及的只是一些主观性的东西，共同指出对伦理规范进行有效性论证的不可能性。L21阿佩尔要进行伦理规范的基础论证，就必须突破这一困境。阿佩尔从分析分析哲学的前提人手

5、。他指出，分析哲学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是客观的，这包含了三个前提：(1)从事实不能推论价值；(2)理性论证即逻辑推论；(3)只有客观的事实或有效的逻辑推论才具有主体间有效性。[31阿佩尔当然承认客观事实与主观价值的区分，但他认’3】万方数据为后两个前提是有问题的。在阿佩尔看来，价值中立的科学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普遍的伦理，后者是前者的可能性的条件。”o根据释义学的观点，那些“客观描述性的、因果或统计说明性的科学”总是以“在(先验的)主体间性方面的方法论的意义沟通”为前提的【5j。而意义沟通只有在讨论共同体(Argu-mentationsgemeinschaft)中才有可能，因为，如果

6、不假定一个由具有进行主体间交流和达成共识能力的研究者组成的共同体，讨论的逻辑有效性就无法得到检验。∞o在阿佩尔看来，讨论共同体不仅是科学的必要性条件，也是所有人类活动的条件，因为“一切语言表达、一切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和表情，就其能见诸言语而言，都可被看做是潜在的讨论”，就是独自式的思考，也可以看成是“灵魂与自己的对话”"J。这也就是说，人类的行为，一旦与意义沟通即与语言相关(用语言来表达、用语言来思考，等等)，就已经预设了一个讨论共同体。这就是阿佩尔关于讨论共同体的先天性的思想。讨论共同体由此取代了个体意识成为检验思想有效性的元机构(Metainstanz)。这一思想同时也表明

7、，科学的客观性也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以主体间性为基础的。阿佩尔以此推翻了分析哲学的后两个前提。伦理规范的主体问有效性因此不需还原为客观性或有效的逻辑推论，人们可以把得到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理解为具有主体间有效性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之上谈论其有效性论证的问题。2．对论辩共同体的前提分析以主体间性代替主体性，这是当代哲学在语用学转向后的一个基本立场，也是对话伦理学的基点。哈贝马斯和阿佩尔都认为，一条道德规范只有得到所有相关的人作为实践讨论的参与者通过讨论一致同意时，才可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哺1这是对话伦理学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