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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Ξ再谈“民族”与“族群”———回应李绍明教授[美]郝瑞李绍明教授曾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上发表《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一文,对于笔者历年来在一些论文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援引了笔者和他都做过研究的彝族来作为例子。本文对李绍明文章做了回应,认为他的有些论点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则涉及对族体理论的不同观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关键词:民族族群彝族作者郝瑞(StevanHarrell),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克博物馆亚洲藏品部研究馆员,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地址:BurkeMuseum,Box35-3010,Univer
2、sityofWashington,Seattle,Washington98195-3100,USA。近几年来,中外人类学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增加,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也开始讨论一些关键词和重要概念。在对一些关键术语的理解上,中外学者存在着一些分歧。其中,分歧最大之处,莫过于对“民族”和“族群”这两个词的把握。由于这两个词直接涉及到国家政治和中国人类学的许多问题,与之相关的讨论近来相当活跃。去年11月《,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署名沙力克的文章,对某些中国学者削足适履地使用西方的“族群”概念提出批评,呼吁中国学者多使用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有严格界定
3、”的“民族”一词。①在这样一种激烈的辩论气氛中,李绍明教授在《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从中国彝族的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的文章,对于笔者历年来在一些论文中所表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并援引笔者和他都做过研究的彝族的情况来作为例子。李教授在文章中主要提出以下三个论点:首先,他不同意我在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所谈到的一种观点,即:彝族之所以被确定为民族,其政治意义甚于科学意义。我的理由是,彝族人口多,分布广,内部差异较大,各支系之间缺乏共同特点,从而无法以民族识别所用的斯大林的四条标准来加以界定。②其次,他不同意我
4、在一些文章中对彝族在历史上的认同状况所做的Ξ本文系笔者用中文撰写而成;文字后经范可博士润色,在此谨致谢忱。参见沙力克《:“族群”和“民族”的国际对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1月2日。①②参见Harrell,Stevan,“Ethnicity,LocalInterestsandtheState:YiCommunitiesinSouthwestChina”,in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Vol.32,No.3.1990,pp.515-548。36再谈“民族”与“族群”描述。在这一问题上,李
5、教授用了不少上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收集的资料来支持他的观点。他认为,这些资料可以证明,彝族各支系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认同,而且在客观上也具有各种共同特征;由此看来,以客观标准区分的“民族”和以主观认同区分的“族群”事实上是一回事,没有必要严格区别。再次,他不同意我在一些论文中曾谈到的一种观点,即“族群”与“民族”是没有可比性的两个概念。李教授在文章中非常客气地表达了对我的敬意以及与我的友谊,强调我们所存在的分歧是同行之间的讨论。在此,我愿对李教授的好意表示感谢,同时,也愿意出于相同的友情,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回应李教授的文章,以求达成共识
6、。一、关于分类学的思考在李教授的这三点批评中,第一点中的有些东西我完全接受。自从我在1990年写了那篇文章之后,通过和李教授本人以及其他中国学者的交流,并通过阅读各种资料,已对“民族”一词的科学意义有了了解。我承认,按照民族识别的标准,彝、苗、瑶、哈尼等较复杂的群体是一种族体,虽然这些族体在其内部存在差异,但也有相同的特征和共同的历史来源。在这一点上,我原则上完全接受李教授和其他中国同行对我的观点所做的纠正。但是笔者认为,在这方面,除了原则以外,还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考虑。民族识别工作无疑是有其科学依据和客观标准的,但也有其随意性。民族识别在科学上属于
7、分类的范畴。而在任何分类中,类别的划分都可根据具体的情形而有粗有细,其范畴也可大可小。中国各族体之所以被识别为50多个民族,除考虑到科学的依据之外,也考虑到行政上的方便,因而具有某种政治意义。费孝通先生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曾提到,在民族识别工作刚刚开始时,上报的民族称谓有四百多个。①如果在行政上方便可行的话,民族的数量即可按此数字来定,而这并不违背民族识别的基本原则。李教授所提到的彝族的各个支系,也可被识别为不同的民族。这样,分类工作就可以做得很细。另一方面,分类工作也可以做得粗一些。就笔者所知,不但彝族中的各个支系具有共同的历史来源,而且这
8、些支系和哈尼、傈僳、拉祜、纳西等族也有共同的来源。笔者就听不少彝族学者、干部和企业家说过,在民族识别时,把“大彝族”(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