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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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就教于方家。一、史之含义“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尤以“史”字为关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一个，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梁任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1]可惜的是，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

2、行。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并补充说：“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2]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六经亦不例外。但是，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张舜徽先生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3]特标出：“今日”二字，不以己意强加古人，比较客观。另外，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说见下文。那么，这个“史

3、”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在《文史通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即是：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可见，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政典”。钱穆先生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释史》，阐发甚是。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上面‘’是一枝笔，下面‘’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钱氏还进一步论证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就特写了一篇文章名《史释》，正是解释这个史字。……他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如我们

4、说现在教育部、外交部多存有许多档案，有些是教育部、外交部的职官必须时时翻阅的，此等档案叫做‘史’，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做‘史’”[4]。与钱氏意见相近者不乏其人，如吕思勉先生释为“凡先王之政典必为史官所记也”[5]，金静庵先生认为“古人于史官以外无著作，故掌于史官者，悉得称史”[6]，皆属此类。然而，章学诚谓政典是史，意在强调“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他注重的是政典的功用，而非“掌于史官”这一外在因素，故尔上述诸氏解释不确。钱氏将政典释为档案，尤欠周详。在《史释》篇中，章氏指出，“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无

5、异议也”，因为府史与其他五史“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府史与五史没有区别;事实上，无论从地位上还是从职能上来看，二者都存在重大差异。以地位而论，二者有“官”与“吏”之别：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以职能而论，其本质差别在于“卿士大夫(五史)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

6、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五史以卿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析，必曰史也。这些论述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然而正是理解“六经皆史”命题的关键性文字。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章氏描述的周官旧制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吕思勉先生已对“其谓府史之史，亦即后世书吏，能备存掌故之委析”深表怀疑[7]。不过对本文来说，此点无关宏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章氏的论点，而不是其论据。从上引几段话中可以看出，章氏把作为职官的“史”区分为两层，与此相应，他把史官所掌典籍也划分为两类，若用章

7、氏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说，即撰述和记注。他曾指出，“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也正因为“记注有成法，而后可以撰述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书教上》)。在章氏看来，记注的目的在于“欲往事之不忘”，所以应该力求“纤悉委备”，而这一点只有依靠完备的制度才能做到。府史的作用就在于谨守固有之章程，保存帝王经世行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档案，“而不敢自专”，即不能丝毫以己意损益之。当然，档案必须加以分类整理才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