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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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论文说明：关于儒家之宗教性的争论,.freelptomoftime），学界常常以“多元化”来形容某种时代的趋势，并且成为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假如承认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么毋庸置疑，儒学充其量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之所以说“元”，就在于每一个“元”（mono）都是有其终极依据的主体价值系统。某一种主体性的文化价值系统，凭着自身的历史积累、地域覆盖、自我认同、影响范围等等，被承认其确有资格成为一“元”的话，依据平等的原则，就应承认其主体性，即不可为别的“元”所压制、

2、所掩盖、所吞并，而要受到真正的尊重。既然每一个“元”都是一个圆满自足、自成系统的主体，每一个主体系统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宇宙人生的理念（idea）——尤其体现在宗教方面——所以不应该把某一样主体系统的理念树立成高过其他主体系统的所谓“最高真理”，否则就会制造不平等，就会产生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或文化霸权。从而，人们对于真理的认识，就不再是定于一尊，而要兼顾到这么一个后现代“同时性”远大于“历时性”的语境特征。既然大家同时并存于一个共同的地球家园，联系日益增多，就应该秉持“求同存异”的原则彼此和平共处——在

3、真理的彼此认同上，不得已而用“主体间性”（哈贝马斯语）作为出发点或认同基点。由是，各个主体价值系统积极地相互交流沟通，就成为一个时代的价值主题兼趋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价值主题兼趋势下面，我们要看儒学在整个的国际文化/价值语境中的位置，然后制定一个对话的策略。应该说，儒家文化（特别是结合了释道之后的泛儒家价值系统）拥有一套关于宇宙人生的解释体系，最后归结为“天人合一”上面，很显然是具有终极价值依据的一“元”。如今它也面临一个与其他文化主体系统的对话问题，在进行对话之前，有一个前提，即我们对儒家的定位

4、是什么？定位不一样，对话的层次、对象就不一样。如果把它定位成哲学，那么就让它和其他哲学流派、哲学思想对话；如果把它定位成一种伦理观，那么就令其与各个伦理学说相沟通；如果把它定位成宗教，那么就使它与其他宗教相交流……诚然，我们若要泛泛地讲，儒家既可以是哲学，也可以是伦理，更可以是宗教，或者是多者的合一（李泽厚）。如果我们在这个定位的问题上面保持清醒、超然、灵活，我们在使儒家/儒学/儒教在与别的哲学、伦理观、宗教观进行对话时，就会拥有相当的主动——因为儒家/儒学/儒教本身确实具有多个层次，它不象过去的基

5、督教与世俗生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儒家的一个特点是即世俗即宗教，有趣的是，它对人生过程的重视、它的俗世化特征（secularization）竟与现代基督教之过程神学有契合之处。二十世纪初叶至今，已经有不少学者在不同的定位前提下，做了大量的比较与对话工作，如梁漱溟对几大文化传统的思维模式的比较、牟宗三在哲学层面把儒家心性之学与康德的先验道德论相对接……等等，这里不必一一赘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儒家文化的这一“重层性”、综合性要是处理不好，就容易胡里糊涂一团乱麻，陷入暧昧含糊之中，（如政治的儒家与伦理

6、的儒家相互混淆，便会与现代性问题发生冲突）不仅不利于我们去做交流、沟通，反而还会成为我们的极大负担。因之，我们要灵活主动地为着交流的需要，而予其于不同交流前提下的明确定位。具体到宗教定位上来，笔者以为，宗教乃是一种心灵的体验与生活实践的结合，一般地说，狭义的宗教具有终极性、强系统性，排他性、自给自足；广义的宗教（按蒂利希的解释）则以某种终极信仰为核心，是普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精神/文化现象。从广义的宗教角度看，儒学或儒教显示出极大的弹性和包容性，以及适者生存意味极强的再生性、衍生性，或曰“困则变，变则

7、通，通则久”的特点。如果我们把它教条化、本质主义化、基要主义化（即原教旨主义化），就会扼杀了它的生命力，绝灭了它的所谓“创造的真几”（创造力），那必然会造成不幸与缺憾。在对古人的经典不断做时代性的诠释、继承与转化中，儒家传统发展的秘要之一是“经”“权”之间的微妙平衡，是追求原则性与变通性的完美统一。这就是儒家文化源流“述而不作”的、在继承中求突破、在解释中求创新的“创造的解释学”传统（傅伟勋）。那么，就让我们顺着宗教性的思路，试着“解释”下去。有人说宗教的三个标准性特征是：树立并承认、崇拜一个最高的

8、宇宙万物的主宰或最高的存在；信仰者对这个最高主宰通过超越性体验能达到感应与交通；有一套类似报应观念式的奖惩系统作为约束规范/律令（参考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要是我们能对此进行“意解”、“心解”，而不是“知解”、“字解”的话，或许儒家系统还是可以满足这三个标准的：其一，儒家把“天”作为主宰万物万事的最高存在、作为生命的本源；其二，儒家是把“尽性知天”作为最高理想（张君劢），也强调一种天人感通（董仲舒）的超验直觉；其三，儒家的一整套伦理观念虽则有古代农业社会氏族血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