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权分离并非国企改革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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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权分离并非国企改革惟一出路

2、第1　　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方向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截至2002年底，国有企业仍没有大面积好转，“脱困”都似乎难以达到，更不用说长久的健康发展。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主要有：（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19世纪前期就明确论述过现代工业大生产必然导致普遍的两权分离。（2）

3、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由于股份制大公司逐渐成为主流，股东人数太多，将导致所有者无法直接控制企业，经理层将成为实际上的企业控制者，两权必然分离。（3）社会学者从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中，也认为国企必须进行彻底的两权分离。（4）计划经济的弊病根源，正在于国企的两权合一，所以商品经济（以及后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国企进行两权分离之改革。　　国企的真正病根在哪里？　　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

4、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如此，便不难理解国企的真正病根之所在。　　我国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国企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是廓清了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理顺主管官员及经营者与政府及国企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

5、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负责人、我国经济专家刘大洪指出：国企的真正病根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

6、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这正是20多年的国企改革误区之所在。　　桔生淮南淮北：两权分离的中西比较　　两权分离在西方也普遍存在，尤其是上市公司中更是典型。西方的两权分离为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我国学者型企业家、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指出：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并不是组织机构，而是确定的自然人，这些自然人不存在“外部性风险”，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内部化产权”，他们可以对自己的产权作出决策；即使通过代理人或代理机构来行使自己的产权，他们也能有效地监督代理者，从而较好地维护自己

7、的所有权。因此，西方的两权分离只会在一个环节上产生“代理风险”，即经营者代理风险。这个环节的风险相对来说容易控制一些，可以通过更换新的、胜任的经营者来解决。　　而中国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家（政府），如前所析，政府本身并不是自然人，它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必须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来进行。这样，国企就存在两个环节的“代理风险”，即主管官员代理风险、经营者代理风险。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的两权分离只在一个环节（经营者代理）上产生风险，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中国国企除了经营者环节之外，还会在所有者环节（通过主管官员的代理）产生风险，这个环节

8、是上游，是根源，一旦出了问题，它会导致整个链条的崩溃。　　西方兴起“两权合一”浪潮　　实际上，两权分离并不是完美的、唯一的选择。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就发现：在两权分离的企业中，经营者是在“使用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钱财，也就不可能盼望他们会有像私人公司那样的警觉性去管理企业”。但这种“异样的声音”被淹没在近现代飞速发展的大工业浪潮里，因为公司规模的庞大导致了普遍的两权分离。　　但后来，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