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与臣服——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新媒体数字短片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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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抵抗与臣服——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新媒体数字短片的论文关键词：数字短片青年亚文化抵抗文化工业[摘要]：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短片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发展迅速，数量惊人，大有取代传统电影媒介的趋势，有不少学者认为数字短片是真正无功利的、个性化的“新媒介文化”。笔者则认为虽然数字短片作为一种具有青年亚文化气质的新媒介文化，具有一定的抵抗性、反叛性等，但其反叛的力量却很有限，而且它最终臣服于主流媒介的商业和权力逻辑。abstract:entofneediatechnology,inrecentyears,alargenumberofdigitalshortfilmshasarapiddevelo

2、pmentintheyouthgroup,hastrendstoreplacedthetraditionalmediaofmovie,manyscholarsbelievethatdigitalshortfilmsisnorealutilitarian,personalized"neediaculture".iconsiderthatalthoughthenumberofdigitalshortfilmsasayouthsubculturetemperamentoftheneediaculturehasacertainresistance,rebellion,etc,therebelfor

3、ceisverylimited.andfinallyitbtothemainmediabecauseofthebusinesslogicofposyouthsubcultureresistancecultureindustry一、数字短片与影像生产的变化最近几年，数字短片作为一种新媒介文化逐渐被关注，大量数字短片被生产出来，通过网络传播，影响很大。.数字短片制作者主要是青年群体，就目前在国内而言，每年究竟有多少部数字短片难以统计，仅就成都市而言，据称每年有300多部，而中国大陆每年电影工业的产量也仅是300部左右，香港电影在鼎盛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其电影产量也就是300部。[1]由此可

4、见，数码短片的生产速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电影产品。数字短片是新媒体技术发展后的产物，绝大部分是由青年群体制作运用数码摄像机拍摄，内容通常限定在3到10分钟，以互联网传播为主的一种影像。与传统电影媒介工业相比，数字短片在生产制作、传播方式和接受机制有了很大变化。从生产机制来说，传统电影媒介往往由专业的生产机构，尽管像罗伯特•考克尔所说很难讲清楚谁是电影产品的“作者”，[2]但电影仍然是“作者霸权”，由制片人、摄影师、导演、演员等少数媒介精英组成了霸权机构。数字短片的制作团队往往都不是专业演员，而是临时组合、搭建的一个以青年人为主的团队，凡有兴趣的都可以是导演、制片人或演员。“人人都可

5、以拍电影”并不难实现。其次，从传播角度而言，数字短片依托的主要是网络传播，而不再是电影院，制作者可以自由“上传”或“下载”，由网络传播给观众；再次，从受众方面看，电影尽管也考虑观众的接受与参与，甚至是从投好观众趣味生产制作，观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可以同意或拒绝电影提供的“意识形态”，但观众的参与程度仍然有限。相反，数码短片的作者经常也是受众，拥有着主动权。发生这样的变化缘于新媒体数字技术的飞跃发展，电影是一种由少数人、机构或集团掌控的“文化工业”，不可能让人人都成为导演或演员，电影通过“文化工业”生产和传播给大众。但数字短片无须如此复杂的流程，数码摄像机不仅价格便宜，而且便于携带，稍有经济能

6、力的任何个人、家庭或团体，便可以拥有一台，甚至数台数码摄像机；网络传播的发展，使得影像传播快捷、方便，个体独立生产、控制和传播媒介影像变为了现实，人人都可以是“导演”；其次，这也得益于大众意识的醒悟，过去，影像制作被看作是一项很高深的事，少数精英因此拥有了“霸权”，他们在观众眼中，也变得特别伟大，可一旦大众意识到便捷、价廉的新媒体，可以自由表达自我和建构世界，他们对导演、明星的崇拜就降低了，他们甚至创作出戏仿之作，颠覆、嘲弄电影媒介霸权的产品，例如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个人生产和制作，戏仿、嘲弄了传统媒介工业的“权威叙述”，这部作品表明，传统的媒介作品不仅容易模仿，

7、而且其内容很可笑，充满了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因此，新媒体数字短片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影像艺术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的变化，少数精英控制的影像霸权受到了冲击，斯蒂芬•普林斯在《真实的谎言：知觉现实主义、数码影像与电影理论》一文里已指出：“数码影像技术正在快速地改变当代电影生产的几乎所有进程。”[3]数字技术一方面参与了传统电影生产；另外，大量数字短片有一种与传统电影分庭抗礼的抵抗意味：传统电影代表着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