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研究论文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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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内容提要: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本稿通过对近世以来华北农民日常社会结合行为的探讨来参与上述讨论。对沙井村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表明，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具有地域特征。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合具”等农耕结合习惯与近代的”搭套”在组织规模、劳动范围、持续时间等方面的相互比较证明本世纪30-40年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已经变质。关键词：社会结合、共同体理论、近世的与近代的、搭套(合具)。村落社会中的农民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活动、日常生活等诸多方

2、面需要结成各种协同、合作关系，并以共同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的上述种种社会结合（出于学术上的见解或禁忌，有些学者称之为“共同体关系”，有些学者则称之为“协同关系”或“共同关系”）的性格，诸如内聚性、封闭性、紧密程度、合作程度等等的议论在30-40年代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便被提出来，并在日本学者中间发展为1场引人注目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之争。论争的1方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注重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的对外封闭性、村落成员间的紧密结合与集团性的1面，另1方的代表人物戒能通孝则强调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相对开放、内部成员结合松散和

3、自私自利的1面，双方由此形成了完全截然对立的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这1论争经过2战之后的1度偃旗息鼓之后，又不断地以类似的形式被美、日等国学者提出来。例如，70年代初在关于东南亚农村共同体社会性质与农民学理论方面曾出现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与萨缪尔•波普金(SamuelL.Popkin)之间的“道义的小农”与“合理的小农”的理论对立，这里便展现出同当年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论争如出1辙的图式；80年代初日本的中国学者中有人重拾“共同体”说而引起质疑，随后中国村落中“共同关系”的侧面再次得到学者的关注，

4、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也明显地源自于当年平野—戒能间的论争。在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并未引起真正的学术讨论，不过关于中国农民是利他的、集团主义的，还是算计的、利己主义的1直是学者及政治家们关注的话题。在本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国农民“有家族而无国族”论和“1盘散沙”论影响至深。在1般学者中间，1940年代费孝通提出的“自我中心主义”说较具有代表性；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刘少奇早在1938年对华北红枪会等农民组织的分析中曾尖锐地指出了农民自私自利的1面[3]。但是，如果说世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私”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认识已经固定化下来还为时

5、尚早。50-70年代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反反复复、阶级斗争学说的风风雨雨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迷失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社会结合认识的基本立脚点。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的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评价，由此产生的理论对立虽然不断地陷入胶着状态，但还将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在这场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性质及农民学理论的讨论中，由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中村民间的各种社会结合的实态考证仍很不充分而留下不少空白。多数论者偏重于农民的政治的、经济的行为研究，诸如宗族、祭祀、信仰、自治、防卫、水管理等表露在外的场面

6、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而很少有人从小农的日常行为的实态、指导原理以及在近代社会的演变等方面去说明问题。小稿试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农民普通的日常的社会行为──农民在农耕生产上的种种相互结合（以下简称为农耕结合）──的探讨来参与上述课题，并试图通过顺义县沙井村500年村落形成、村落生活变迁的实例证明，中国农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性质有1个从“近世”跨向“近代”的变质过程；对所谓“共同体”、“共同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应该放在1定的历史阶段的、地域的环境中去讨论。1、　近世华北村落的再编1．沙井村外观1994年8月和1996年3月，笔者先后两次去顺义县沙

7、井村从事村落的历史与村民结合等方面的调查。顺义县隶属于北京市，县中心部位于北京东北30公里处，4周仍保留着纯然的农村风情。乘车驱至县的最北端时，远处蜿蜒起伏的燕山余脉才第1次把视线遮挡住，而县内1000平方公里的地域中有96%是1片平原坦途，与华北大平原的任何之处都没有什么不同。从车窗望去，1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在广袤的大地间不时地交错伸展，这是京郊农村特有的风景。在夏季里，不论你怎么驱车奔跑，映入眼帘的除了玉米地还是玉米地，自然景观的变化很少。顺义县城的街面比华北的其他地方显得井然有序，已很难看到往昔的残影。不过，从市街中心向北走不远便

8、会看到，街心的圆形台基上1个通体由汉白玉制成的8角形柱式仿古建筑峨然伫立，在午刻的阳光下格外耀眼夺目。这个被称作白幢的建筑自明清时代以来1直是顺义旧城的象征、并且作为“顺义8景”之1而远近闻名。往昔这里还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