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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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近世到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内容提要:关于中国农村社会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本稿通过对近世以来华北农民日常社会结合行为的探讨来参与上述讨论。对沙井村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表明，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具有地域特征。对近世华北农村的“锄社”、“合具”等农耕结合习惯与近代的“搭套”在组织规模、劳动范围、持续时间等方面的相互比较证明本世纪30-40年代华北农村的社会结合已经变质。关键词：社会结合、共同体理论、近世的与近代的、搭套(合具)。村落社会中的农民在生产劳动、自治防卫、精神活动、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需要结成各种协同、合作关系，并以共同的行动和行为表现出来。对于近代中国农村的上述种种社会结合（出于学术上的见解或禁忌，有些学者称之为“共同体关系”，有些学者则称之为“协同关系”或“ 共同关系”）的性格，诸如内聚性、封闭性、紧密程度、合作程度等等的议论在30-40年代关于旧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便被提出来，并在日本学者中间发展为一场引人注目的村落共同体理论之争。论争的一方以平野义太郎为代表，注重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的对外封闭性、村落成员间的紧密结合与集团性的一面，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戒能通孝则强调旧中国农村村落社会相对开放、内部成员结合松散和自私自利的一面，双方由此形成了完全截然对立的中国农村社会认识论。这一论争经过二战之后的一度偃旗息鼓之后，又不断地以类似的形式被美、日等国学者提出来。例如，70年代初在关于东南亚农村共同体社会性质与农民学理论方面曾出现詹姆斯•斯科特（JamesC.Scott）与萨缪尔•波普金(SamuelL.Popkin)之间的“道义的小农”与“合理的小农”的理论对立，这里便展现出同当年的村落共同体理论论争如出一辙的图式；80年代初日本的中国学者中有人重拾“共同体”说而引起质疑，随后中国村落中“共同关系”的侧面再次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的问题意识也明显地源自于当年平野—戒能间的论争[1]。在中国国内，类似的问题并未引起真正的学术讨论，不过关于中国农民是利他的、集团主义的，还是算计的、利己主义的一直是学者及政治 家们关注的话题。在本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的中国农民“有家族而无国族”论和“一盘散沙”论影响至深[2]。在一般学者中间，1940年代费孝通提出的“自我中心主义”说较具有代表性；在中国共产党人当中，刘少奇早在1938年对华北红枪会等农民组织的分析中曾尖锐地指出了农民自私自利的一面[3]。但是，如果说世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私”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认识已经固定化下来还为时尚早。50-70年代集体化、人民公社化的反反复复、阶级斗争学说的风风雨雨都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迷失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社会结合认识的基本立脚点。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结合问题的讨论总是直接关系着对该时代农村社会的性质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评价，由此产生的理论对立虽然不断地陷入胶着状态，但还将会不断地延续下去。在这场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社会性质及农民学理论的讨论中，由于对旧中国农村社会中村民间的各种社会结合的实态考证仍很不充分而留下不少空白。多数论者偏重于农民的政治的、经济的行为研究，诸如宗族、祭祀、信仰、自治、防卫、水管理等表露在外的场面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力，而很少有人从小农的日常行为的实态、指导原理以及在近代社会的演变等方面去说明问题。小稿试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农民普通的日常的社会行为—— 农民在农耕生产上的种种相互结合（以下简称为农耕结合）——的探讨来参与上述课题，并试图通过顺义县沙井村500年村落形成、村落生活变迁的实例证明，中国农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性质有一个从“近世”跨向“近代”的变质过程；对所谓“共同体”、“共同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地域的环境中去讨论。一、　近世华北村落的再编1．沙井村外观1994年8月和1996年3月，笔者先后两次去顺义县沙井村从事村落的历史与村民结合等方面的调查。顺义县隶属于北京市，县中心部位于北京东北30公里处，四周仍保留着纯然的农村风情。乘车驱至县的最北端时，远处蜿蜒起伏的燕山余脉才第一次把视线遮挡住，而县内1000平方公里的地域中有96%是一片平原坦途，与华北大平原的任何之处都没有什么不同。从车窗望去，一排排高大挺拔的白杨在广袤的大地间不时地交错伸展，这是京郊农村特有的风景。在夏季里，不论你怎么驱车奔跑，映入眼帘的除了玉米地还是玉米地，自然 景观的变化很少。顺义县城的街面比华北的其他地方显得井然有序，已很难看到往昔的残影。不过，从市街中心向北走不远便会看到，街心的圆形台基上一个通体由汉白玉制成的八角形柱式仿古建筑峨然伫立，在午刻的阳光下格外耀眼夺目。这个被称作白幢的建筑自明清时代以来一直是顺义旧城的象征、并且作为“顺义八景”之一而远近闻名。往昔这里还曾是极为热闹的短工市场。沙井村位于白幢西南二、三公里处的县内公路旁边，虽然早在200多年前的县志中便有了该村的记录，但乍眼看去仍不过是个普通的北方村落。尽管如此，一个偶然的原因致使该村名声在外，近50年来沙井这一村名不时见诸中外学术书籍之中。这是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满铁调查员曾多次到该村从事调查，在调查中获得的资料以后被整理出版[4]，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近10年来去该村从事访问、调查的外国学者先后便有五批之多。2．村的形成，传说与考证关于沙井村的由来，在1933年（民国22年）杨德馨编纂的《顺义县志》（以后简称作《杨志》）卷一、疆域志•井泉部中，有“沙井，在沙井村，水常溢，村名以此。” 的记载，当年满铁调查员从村民们那里也得到了同样的说明，这眼沙井的照片还收入《惯行调查》卷一的封页上。在顺义县，象沙井村这样以自然、人文景观（井、泉、河、树、桥、寺、庙等）取名的村庄为数不少，人们也许很容易地据此推测：该村在形成当初村落成员之间地缘的结合较为显著，而来自宗族的血缘的结合较为薄弱。进一步探寻沙井村乃至华北农村形成的历史是农村社会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但由于二、近世华北农村的村落生活与农耕结合.L.编辑。1．锄社、庆场、耕获以力相助旗田巍认为，后世的村落变得日益不安和穷困化，与此相对照，曾经有过一个“村落生活安定的时代”[18]。笔者从直感上对这一说法抱有怀疑，但手中收集到的历史三、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从元代的“锄社”到清代初期的“耕获以力相助”、“庆场”、“合具”等农耕结合习惯与近代顺义县沙井村的搭套习惯相比较是极为有趣的。由于篇幅的关系，有关后者具体的形式、内容等的讨论只能让给别稿（参见注[24]）。在此仅简要指出，前者表现出与近代浑然不同的“近世的”特征，而后者则明显地显示出农村社会结合的变质。 首先，元代至清中期以前各种农耕结合的组织规模较大，共同劳动的范围也较广。村落成员热中于大家共同参加的农业劳动，并且乐于相互支援，不计利害得失。对于近代的华北农民来说，10户以上的农家组织在一起共同从事包括锄地在内的农耕劳动是不可想象的；数户农家凑成4头牛进行耕种的方法也是过于奢华。近代华北农村的搭套或合具一般是由2户农家组成，至多3户，普通只能动员两头役畜，劳动范围仅限于农繁期的耕作和收获。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华北的农民没有象他们祖先那么多的土地，更可能是他们早厌倦了大规模的共同劳动所容易产生的利益不均和自身束缚。其次，近世的农耕结合具有组织化、稳定性和社会保障的特征。“社”这一名称本身便显示出当时的这种农耕结合并非是松散的临时的组合，此外社内没有劳动能力的农家可以得到他人的支援的保证。这说明近世的农耕结合不会受各个农家家庭经济地位的升降变动所左右，而能持久地存在下去。相反，近代的搭套则不同：由于各个农家的经济状况变得愈加不稳定，一方农家的经济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搭套便会终止；即便是双方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化，而来年是否继续进行搭套也需要重新确认；在实际当中搭套的持续时间一般维持在2、3年左右。最后，近世的农耕结合表现出较强的娱乐性。村民们在共同劳动中不乏欢乐气氛。轮到在自己家的土地上劳动时要准备饮食饭菜招待大家，收获之后又要相互设宴犒劳，共享欢乐。在其他一些地方，还能看到大家共同劳动时击鼓、燃炮、唱歌、戏笑等场面 [27]。似乎近世的华北农民参加农耕结合的理由不仅仅是畜力和劳力等物质上的必要，还出于某种精神上的需要。他们更有可能与我们现代人的常识相反，是为了与他村民交流感情、为了年终那次欢饮和交相作乐才参加农耕结合的。在近代华北农村的农耕结合当中，聚餐和丰收后的祝宴几乎消失，中国古代乃至近世北方农村的农耕结合和共同劳动中所伴随着的燃爆竹、舞秧歌、唱田歌、击鼓敲锣、戏讽娱乐等等提高劳动效率、消除疲劳、加深共同体成员间相互亲密感情的风俗更不见踪影。这令人感到近代华北农村的农民们比起古代及近世农村社会的先民们来，甚至比起同时代东亚各地村落社会的同行们来显得更加忙碌、更加穷迫，少了些余裕和从容。笔者近年访问沙井村，询问村民当年搭套当中有无会餐及娱乐时，得到的回答是“只是搭套”。这里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近代华北农村社会里村民结合关系的寡淡与凄凉，搭套这一农耕结合的“裸体”的特征标示出的恰恰是该社会历史的、地域的性格。不容否认，近世史料中对当时的村落社会以及农耕结合的描绘常带有一些夸张的色彩，有些内容可能只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乡。但是，10户农家结为一锄社，3、4户农家结为一具，将收获后的酒席招待叫做庆场等具体的记载还是值得相信的。与此相对照，近现代农耕结合的狭小规模和枯燥乏味也是无争的事实。 自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的100多年间，可以看作是从近世迈向近代的重要转换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伴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由田多人少转变为田少人多。华北的农民们渐渐地感觉到自己拥挤于狭小的土地之上，往日村落生活中的那种余裕和从容不迫在慢慢地消失，彼此不得不展开生存竞争，不得不更多一些利益的计较，不得不想办法减少共同体的约束。同时，土地所有的两极分化及村民间的贫富分化也在这一时期逐渐加深，而越来越呈露出穷困凋落之相。村民间的各种社会结合关系在这一时期必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越来越显露出“非近世的”、也即“近代的”特征。前述宣化县的近邻有万全县、怀安县和怀来县（同为直隶省宣化府所属），在《乾隆万全县志》、《乾隆怀安县志》、《光绪怀来县志》中也都有“农家村居，情甚亲昵，老幼相爱。耕获以力相助”[28]的记载。这些县志在行文用字上显然是踏习了《康熙宣化县志》，但偏不见了“有无相通”、“有上世遗风焉”的惯用粉饰以及“庆场”风俗的记述。如果不是偶然遗漏的话，应把它看作是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时代交替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