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改革的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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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识形态与改革的历史定位相倚的短视　　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必然存在与这一争论相伴随的社会背景。因此，当我们试图考察九十年代的社会问题的理论纷争时，也就促使我们首先去缕析九十年代理论争论据以发生的、社会问题的大致源流。　　九十年代社会问题的理论争论，并不是这个年代时限内的产物。要理解九十年代的思想问题，还得首先放眼观察与此密切关联的八十年代思想与社会时局。　　八十年代不单是九十年代的时间先导，也是九十年代的社会变迁与思想走向的先导。众所周知，八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之中，可以说有两种具体变化

2、，构成我们观察八十年代社会--理论问题的核心。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期于"自我完善"的改革出发，中经复杂的选择过程，结果产生的两种走向，对于世界格局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二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与理论家在上述变局发生之后的反应。前者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政策调整。后者反映为思想家的历史哲学总结。　　从前者来看，两种走向显示出两种状态。一种走向，是由政治改革着手进行改革运动的原苏联的改革，到最后导致的自我崩溃。苏联改革的起因和动力，一方面，是由于勃涅日涅夫为"稳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导致的长期的社会停滞，已经到了非改观不

3、可的地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长期以思想和政治的双重压制为基本统治方式，而导致的社会严重压抑，已经到了不能不释放其内在能量的时刻。故而可以说，苏联的改革是因为原社会运作形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所做出的被迫举动。因此，这种改革注定是对斯大林式的或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战略性改革。因此，其改革不能不从政治性问题下手。"公开性"，成为苏联改革的旗帜与象征。然而，这种先从政治问题入手，并期望一举解决积聚太久的社会问题的改革思路，虽然说是极其具有战略眼光的。但是，最后却避免不了失败。原因是明白的：当一个社会长期

4、处于高度压抑状态，一旦具有松弛的空间，它对压抑的反弹，常常会大于压抑力量。而且，一个社会以政治的强控与经济的停滞来维持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威，事实上这个社会的倾覆，已经在其确立这种政策导向的那一刻起，预示了它在未来的倾覆命运。从这种意义上讲，苏联改革的最后失败，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比如说是因为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掌握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或者说是因为那些为维持社会主义不被颠覆的权力集团缺乏政治计谋等等。苏联从政治改革入手的改革运动的失败，应当说是由传统社会主义政治运作的难以克服的内在障碍注定的。　　另一种走向，是

5、由经济改革起步的中国改革开放运动，在进行中显示的创新短缺和制度匮乏，所导致的普遍社会不公与严重的腐败现象。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联的改革。假如说苏联的改革是一种战略性的改革的话，中国的改革则只能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策略性改革。从改革指导思想角度看，这既可以"猫论"与"摸论"上得到证明，也可以从改革已经进行到纵深阶段，仍然以"不争论"为改革开路上得到印证。而从改革进路看，改革开放始终围绕经济问题，而回避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问题，也向我们显示了这种改革的布局与意图。因此，从后果上说，这一方面，确实为

6、改革赢得了较少反弹的空间，从而为改革的连续进行，提供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改革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积累矛盾、尤其是社会--政治矛盾的格局之中。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连续的短周期波动，就是这种改革困境的反映。而这种在其布局内实施的改革，与社会对改革的期望，也就处于一种冲突状态。改革与危机的如影随形，成为中国改革难以突破的状态。而八九年的社会悲剧之作为总的体现，似乎向我们表明了中国改革不在格局上有一些突破的话，改革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或许，相比于苏联的改革来讲，中国的改革困境，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作之难以克服的内在

7、障碍导致的。　　因此，将问题转移到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认知上看，也就有两种变化引起人们的重视。一者，直接依据苏东社会的变局，以及中国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一种强势的社会哲学论断。这种论断就是本文所指的一种短视--历史终结论。二者，就是欧洲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变局发生后，纷纷倒台，而对自己理论与政策作出的调整，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疑虑。1面对"历史终结论"，我们首先还要以同情理解的态度来对待它。它不是指以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习惯意义上的"历史"的终结。我们不能在这种常识错误的角度看"历史终结论"。

8、它具有自己的现代性理论依据。它是以欧陆的现代历史理论为基础的。按照黑格尔、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理论，"人类社会的进化不是无限连续，而是在人类完成一个社会形态，一旦这个社会形态会满足人类最深又最基本的憧憬时，就会终结。换言之，它们都设定了一个'历史的终结'；对黑格尔而言，这是自由国家，对马克思则是共产主义社会。当然，这不是指人出身、生活、死亡这种自然循环的结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