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改革意识形态与底层群体的权利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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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敏感者意识到中国必须在观念、技术、制度等方面做出某种变革，才能适应新的局面。可是，庞大的利益集团对真正的变革深怀恐惧和抵制。思想敏感者面对需要变革而又不许变革的现实，不得不极为激进地建构积极改革的意识形态，企图借助观念的力量促进现实的改变。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他们按照变法图强的需要建构了一套意识形态体系，其主要内容有：改革意识形态、开放意识形态、科学意识形态、工业文明意识形态、西方文明意识形态、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民主意识形态、国民劣根性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封闭保守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妄自尊大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等等。到了五四时代，这套意识形态体系达于完善。康有为年轻时

2、代就跟他的学生一起苦心经营《孔子改制考》，着重点就在一个“改”字，意在借助历史上的变革运动来建立改革哲学的合法性。梁启超二十出头就写出热情洋溢、光芒万丈的《变法通议》，并因此而名满天下。一个“变”字激活了无数学子变法图新、变法图存、变法图强的热望。康梁所领导的变法运动虽然在政治上惨遭失败，但在精英群体的边缘地带获得了广泛的同情，“改革”哲学已经颇有点深入人心。陈独秀《新青年》之“新”，梁启超《新民说》之“新”，都是建立在“改革”哲学之上的。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所要突出的就在于一个“改”字一个“革”字。当《新青年》杂志在精英群体的边缘地带获得了奔走相告的热烈反响时

3、，实际上“改革”意识形态已经大体形成。一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就具有自身的观念体系和话语逻辑，并产生某种封闭性。它原本是呼应中国社会具体的变革需求和变革举措而滋生的，比如，梁启超《变法通议》认真讨论着开学校、变科举、办师范、译西书等等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举措。可是这些举措在没落的清王朝得不到认可，维新人士的变法热情收到严重压制。这种饱受压制的变革思路在挫败中逐步凝结成一种激情澎湃的改革意志，并最终形成唯改唯格的改革意识形态。改革本属实践问题，一旦形成改革意识形态，就难免成为一个封闭性的观念体系，并且脱离社会实际，最终只能靠自身的话语结构“独善其身”，为维护自身的正确性和尊荣而存在。对于千

4、变万化的社会实际，它已经丧失了研究的耐心和能力，只愿意用“改革”与“保守”、“新生”与“腐朽”、“革命”与“反动”等等简单的标签式语言判断现实、评价历史。如果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的运作，很可能只会将现实引向歧途甚至邪道。五四运动中形成的改革意识形态，具有意识形态的一切缺点。比如，形成这一套意识形态的历史背景，是促进中国通过自身的变革运动，改变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以后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要改变这种挨打局面，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社会组织模式，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提高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综合国力。凡是帮助西方强大的技术和制度因素，我们都应该积极引进。这种思路当然是正确的。可是，由于这种思路没有机会

5、在一个开明的政治机制中得到落实，最后就只能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蜕变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峻急的、西化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就不再关心谁来实行改革，改革的运作程序如何，改革过程中谁会受益谁会受害，对于受害者我们应该如何补救或补偿，改革最终会导致什么效果，如果会导致某种危机怎么办，我们有没有应对危机的适当举措，如果这些危机不能及时化解，会不会引起社会的严重动荡或者国家的崩溃，假如改革的后果有可能引起社会的严重动荡或者国家的崩溃，我们应该如何慎重对待这些改革，等等。五四运动期间所形成的改革意识形态，对这一切问题都没有研究的耐心。从学科背景来说，五四启蒙领袖都是长于文史哲之学的人文学者，没有

6、足够的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金融学、产业学、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等知识储备，帮助他们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配置以及国际政治的驾驭，进行切实的实证研究。他们只是抓住清末以来对于引进西方观念、技术、产业、制度和文化不甚积极的一切因素，命名曰“保守”、“昏昧”、“反动”、等等，坚决反对之，勇猛攻击之，奋力摧毁之。对于其中“保守”的理由、“昏昧”的原因、“反动”的依据，既没有研究的耐心，也没有研究的能力。他们只在意识形态层面说话，因此而把自己打造为意识形态专家。然而社会实际要比意识形态复杂得多。在修铁路的问题上，清末朝廷和官场就“保守”了很多年，不但传统意义上的昏昧官僚保

7、守，连愿意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也反对修铁路，这很容易导致五四时贤及其后学咒之为保守。然而，当时整个中国就在殖民帝国的控制之下，殖民帝国之所以积极主张在中国大修铁路，就因为在当时的国际权力格局中和中国政治经济格局中，只有通过开掘中国矿产、开放中国市场，并提高中国的运输效率，中国的财富才能最快速、最高效地流通到西方社会。当时殖民帝国的修铁路计划，全都带有经济掠夺的附加条件。修铁路的资金是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