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境遇中的民主政治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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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社会境遇中的民主政治重构探讨与争鸣风险社会境遇中的民主政治重构任春雷(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116029)摘要:启蒙现代性所建构的民主政治模式在风险社会境遇中显现了技术主义,工具主义,民族主义困境,民主政治重构的路径,就是通过参与民主,对话民主以及全球民主的拓展,消解原有观念和模式的内在悖论,以便能够恰切地应对风险冲突,积极地承担风险责任,有效地实施风险治理.关键词:风险社会;民主政治;参与民主;对话民主;求同存异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08—0040—03现代性所孕育的"风险"正在改变政治,包括公域与私域之间的边界以及以主权国家为基石的

2、世界政治版图;"风险"也注定要政治化,控制逻辑的瓦解使现代社会的整合与团结重新成为棘手的政治议题.生活在一个充满人为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中,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政治哲学的反思,尤其是对现代性的标志性成果——民主政治的反思."民主"只是在现代社会才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民主化也被普遍认为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然而由启蒙现代性所描绘的民主蓝图已经在风险社会背景的映衬下显露出了合法性危机.金融危机,核危机,生态危机,公共安全危机,能源危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风险隐患的频繁发作,充分折射出现有民主政治模式对于"风险"反应的迟钝和无力.我们应当做的当然不是舍弃民主本身,而是打开僵化观念筑成的壁垒,准确

3、把握启蒙现代性的症候,寻求民主政治的重构,以便能够恰切地应对风险冲突,积极地承担风险责任,有效地实施风险治理.一,从技术主义的民主到参与民主规避风险,寻求安全是人类的本性.现代民主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现代人为应对不确定性所做出的一种集体生活安排,从社会契约论的逻辑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点.为了消除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生存风险,改进人类的生存状况,启蒙思想家们设想通过民主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经公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确保实现人民主权以及安全,稳定的社会秩序.可是这样的民主设计,在启蒙理性和技术进步信仰的主导下,却必然地被非经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所侵蚀.风险决策高度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确定性与资本的盈利

4、公式,知识和金钱成为权力的化身.政治制度借助科学的权威,专家体系以及商业精英,以进步的名义,运用国家权力和官僚机构来指认并管控风险.民主程序沦为陪衬,"对进步的信念代替了投票.进而那是一种对问题的替代,一种预先对未知和未提及的目标和后果的赞同."【I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对风险的定义和计算最初由对抗性利益群体和竞争性党派来进行,随后就被委托给可以绕过民主程序或对之预先占有的专家,并最终产生了技术主义的科层制政治结构.效率和秩序的诉求压制了风险的多元声音,控制的权力削弱了公众仅有的最低限度的参与权利,进步的信仰取代了民主的核心价值.公众被排除在风险决策之外,越来越游走于政治的边缘,民主也越来越背

5、离了它的本来含义.国家政治权力中心漠视公众的风险感受,并与技术和商业精英合谋,将一切风险责任推卸给复杂的社会系统,模糊致害的根源和责任者.公众既要独力承受风险可能带来的危害,同时又丧失了判断风险性质甚至风险存在的主体地位.传统民主政治模式的权力日益集中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放任了风险的成长直至风险失控,引发了公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最终导致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危机的诱因并不是风险本身的变化,而是在于公民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预期与这一期望所遭受的全面破坏之间的心理落差.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体系的权威性在工业现代化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害.信任危机与风险意识交互强化,叠加成信任风险,加剧了社会的不

6、安全感.风险社会的形成对现有民主政治模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使其在独立面对各种风险的个体面前褪去权威的光环.因此,民主政治合法性需要在平等自由公民的广泛参与基础之上重新构建,国家政治系统的决策必须接受那些受此影响的公民审议.没有公民参与的决策常常会被政治集团或商业利益所掣肘,而且也常常对所谓专家意见采取不加批判地接受的态度.公民不应被当作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更不应当成为政策的工具和牺牲品.发展参与民主是打破决策权垄断和遏制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蔓延的可行性路径.所谓参与民主,就是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中国政治发展"(2009A402)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

7、任春雷(1973一),男,河北涉县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政治哲学与现代社会发展理论.探讨与争鸣所有利害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共事务并达成决策,规则与制度.它强调即使是民选的国家政治机构也不能确定代表公众的利益,更没有能力包办一切;主张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扞卫公民的知情权,发言权及同意权.参与民主可以促进决策的民主化,充分发挥公民群体的信息优势和能动作用,增强社会风险的防范能力.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