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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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下）论文.freeleans（只要目的高尚，不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可以的)足以解释一切。然而，目的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乌托邦反正是不能实现的。结果运动就是一切!李慎之叹道：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特别是作为制度的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99“中国中心观”视角下的传统与变局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是一元论的和主知主义的，有一种根深柢固的、为儒家各派所公认的“藉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其基本信念即是：“文化改革为其他一切必要改革的基础”，“藉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

2、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革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造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此处“思想文化”主要指“世界观”和“符号、信仰和价值体系”，即所谓的“人文知识”。虽然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是反传统的，但他们的思想模式却仍深受强调政治—文化是一元整体的传统文化影响，对思想变革的优先性深信不移。100从林毓生的观点中很容易得出一种推论：中国的民主化在五四以后走了弯路，主要责任在于“思想文化”、“传统思想”和知识分子的选择。但是，这种推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带有某种“思想一元论”的色彩。中国传统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即是其多元性与多变性，因此，把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儒教文化，与

3、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相提并论，本身就是很勉强的。中国自宋朝以来，形成了两个重要的传统，其一，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主持朝政，并以文官统驭武官；其二，中央集权力量压倒了地方割据力量，皇权专制主义得以巩固。但是到了晚清，主要由于内部因素的演化，上述的传统发生断裂，文士与文官的势力以及中央集权的力量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对于中国民主化进程发生现实影响的，与其说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不如说是晚近出现的变局。余英时指出：从思想史的角度说，常常将“宋明理学”划入同一阶段，似乎宋代和明代的“士”应该是一脉相承，属于同一类型了。但是深一层分析，我们便发现，这两个不同朝代下的“士风”竟截然相异。

4、同是理学家，朱熹和陆九渊都一心一意向往着王安石的“得君行道”，在皇帝面前也侃侃而谈，傲然以政治主体自居，充分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对照之下，王守仁除了正德元年（1506）《乞宥言官去权奸》一疏，因而放逐龙场之外，其余奏疏多关具体事务，极少涉及朝政。更可注意的是同年他第一次和王艮会面，后者迫不及待地要谈怎样致君于尧、舜的问题，他立刻以“思不出其位”为理由，阻止了政治讨论。通过这一对照，我们才清楚认识到，宋代从王安石、二程到朱熹、陆九渊等人所念兹在兹的“得君行道”，在明代王守仁及其门人那里，竟消失不见了。这个“变异”或“断裂”还不够使人惊异吗？然而问题还远不止此。十六世纪

5、以后，虽仍有不少的“士”关怀着合理秩序的重建，但是他们的实践方向已从朝廷转移到社会。东林讲友之一陈龙正所标举的“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可以代表他们集体活动的主要趋向。这当然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密切的关系。第一是政治的环境。宋代承五代武人跋扈之后，重文轻武，以争取“士”阶层的支持，因此采取了对“士”特别优容的政策。陈寅恪所谓“六朝及天水（赵宋）一代思想最为自由”，便指此而言。明代则继蒙古统治而起，“士”已落到“九儒、十丐”的地位。而朱元璋又遇“士”至酷，以至有士人“断指不仕”的情况。宋代“士”的政治主体意识自然不可能继续发挥，“得君行道”更是无从谈起。第二是社会的变迁。十六世纪以

6、后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是“士”的转向的另一重要背景。明代的“士”恰好在同一时期展开了开拓社会和文化空间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商人的财富为这些活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宋、明两代的“士”不容混为一谈，这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事实。不但他们的活动取向不同，思想也有极大的分歧。这里引出一个很重要问题：“传统”一词本身便涵蕴着连续不断的意思。然则所谓“断裂”，相对于“士”的传统而言，究竟居于何种地位呢？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里所谓“断裂”都是指“传统”内部的“断裂”，因此是局部的而不是全面的。101在晚清出现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传统出现了全面性的断裂。“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

7、结构发生动摇，特别是“士”与“商”的位置发生了极大变化。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鼓吹“以商立国”，陆润庠、张謇等以“状元”的身份带头弃仕从商，导致所谓“绅商”或“士商”阶层的出现。顾名思义，他们是从原来的人文知识精英兼政治精英（绅士阶层）转化为经济或商业精英。102取消科举考试后，人文知识分子与仕途脱离了关系。五四运动以后平民主义盛行，随着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激进化，他们又逐渐与企业界与学界的主流（以胡适为代表）划清了界限，成为所谓的“文化人”。“文化人”是一种社会边缘人，他们是自由职业者，以“文化”为谋生的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