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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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化”（上）论文.freelpact－response）说的提出要早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但在理论上能够很好地与后者相契合。费正清在其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中，首先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文化、历史和政治传统，认为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文明演进之后，事实上已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而19世纪西方的海上入侵则是对这个庞大文明体的有力冲击，通过对这种冲击的反应，一部中国近代史才变成了世界历史的有机部分。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认为其师的学说是一种“西方中心论”，并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中国中心观”。他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

2、的结构和趋向。……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的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7陈明明指出：这种偏重于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外来因素来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内向方法”（internalapproach）很自然导向对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反应”模式的批判。然而，柯文的观点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尽管它为一部分中国研究者所支持和追随，但只要细心阅读他们关于中国政治研究的论著，不难发现在大历史观方面，他们根本无法埋葬“冲击-反应”模式（例如在许多批判这一模式的文献中仍广泛使用“早发内生”、“迟发外生”这类现代化分类概念）。毕竟，19世纪列强的入侵确确实实导致中国

3、“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便柯文本人也不得不把中国问题作分层处理，承认至少在“最外层带”，诸如通商口岸、现代兵工厂、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总理衙门等等的出现是对西方冲击反应的直接产物。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比较现代化研究中，积极清算“西方中心论”的多为西方学者，中国学人至多只怀有意识形态的义愤，至今很少见有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论述，这是耐人寻味的。8柯文所说的“中国中心观”是指研究中国历史的“一组趋向”，包括以下四种特征：⑴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那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⑵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

4、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⑶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的撰写；⑷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9这些研究取向对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或者社会史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尤其是“如果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或放在中国局部地区，或放在十九世纪（此时西方初来中国，尚未渗透到中国生活中去）”。但是，“中国中心观”并不适合于研究中国民主发展史、中国科学发展史或者中国现代学术史，因为“当我们研究的重点放在上层社会（不仅包括诸如外交一类的中央政府活动，还包括具有全国声望的文化思想界的上

5、层人物）或放在比较广泛的地区（特别是沿海或包括重要中心城市的地区），或集中在二十世纪时，则引起变化的外来决定因素就很可能显得远为突出”。10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并非可以涵盖所有的领域。在近现代的中国金融业中，存在着明显的“中心与边缘”化，中国传统钱庄因为西方银行的进入而没落衰亡；而在餐饮业中，传统中餐却没有因为西餐的进入就沦为边缘，反而走向了世界。中国的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或者依附于好莱坞或者依附于莫斯科的边缘境地；而中国的戏曲则一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国剧”的说法没有流行多久就改称带有地方性色彩的“京剧”。然而，就民主

6、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中心与边缘”说是比“中国中心观”更值得借鉴的研究模式。中国的边缘化柯文说他“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11而中国中心主义或者说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主义，正是19世纪以前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国作为东亚范围内的原生国家，与朝鲜、日本、琉球和越南等周边的次生国家共同形成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即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华夷秩序理念。12作为朝贡的前提，是朝贡国以接受中国对当地国王的承认并加以册封，在国王交替之际以及庆慰谢恩等等之机去中国朝见；是以举行围绕臣服于中央政权的各种

7、活动，作为维系其与中国的关系的基本方式。滨下武志归纳了朝贡秩序的三个特点：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实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三、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对于朝贡国来说，意味着只要履行一定的程序成为朝贡国，就会在朝贡体系中与其他的朝贡地域发生接触，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滨下认为：以中国为核心，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