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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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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大众化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进行学理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活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创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进而运用科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头脑,使其自觉掌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分析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最终实现大众化的目标。所以,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和根本前提。延安时期,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马列主义学习研究不够深入、理论政策水
2、平不高的状况,毛泽东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由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先后建立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党的主要领导人率先垂范,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全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大理论工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掀起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通过深入扎实的学习和研究,不仅推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理论成果,而且从整体上提升了边区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的
3、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因此,系统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群体、成果、特征和途径等具体要素,对于深入探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大众化之间的逻辑关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构建了大众化的人才基础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事业大发展以及人才大荟萃的繁荣阶段,具体考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群体的主要类型,成员以及其文化素养,是分析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建构和基础条件的前提。 第一,学术研究群体的类型。延安学术研究群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的领袖群体,主要包括毛泽东、
4、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维汉等,他们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领导核心,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提供指南和方向。另一类是延安文化人群体,主要包括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陈伯达、张如心、李达、周扬、侯外庐、胡乔木、胡绳、陈唯实、杨松、成仿吾等,他们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中坚力量。 第二,学术研究人员的主要。延安时期,中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和成熟的领导集体。在中共七大上,正式形成了由五大书记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
5、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七大形成的领导集体,基本上奠定了中共政治领导的主体格局。这个领导集体中的大部分人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领军人物,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考验,系统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深谙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为促进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文化人群体主要由党的理论文化工和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组成。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
6、国政策的影响,延安政通人和的良好社会环境吸引,以及共产党人顽强抗敌、英勇无畏精神的感召,一大批怀有强烈报国志向的知识分子从国统区以及海外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国事业,当时从全国各地及海外奔赴延安的人数将近四万余人。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仅在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2288人。[2](p.87)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使延安和边区的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延安文化人群体逐渐形成,而这一群体的骨干成员主要有三个:一是来自苏区的知识分子,如范文澜、成仿吾、张如心、吴亮平等人,这些人接受过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
7、育,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和长征的考验,革命意志坚定,政治思想觉悟高,能够紧跟党的路线政策,在党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和声誉。二是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知识分子。其中,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有艾思奇、周扬、何干之、何思敬、柯仲平、何其芳等人,来自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主要有萧军、雷加、师田手、黒丁等人。这些人长期生活在大城市,脱离生产,与劳动群众接触较少,但是文化水平较高,眼界开阔,有的还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和领导方面的工作。三是来自归国的留学生和海外华侨。主要代表有杨松、萧三,他们都是抗战爆发后从苏联回到延安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此外,
8、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和南、北美洲的爱国华侨青年64人。 第三,学术研究人员的文化素养。从教育背景来看,延安时期党的领袖群体成员基本上都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和熏陶。如毛泽东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朱德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刘少奇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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