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民：走出三农困境的务实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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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一民：走出三农困境的务实性思考

2、第1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闲置劳动就是抛弃财富，这个基本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被深刻的认识。８亿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劳动潜力,他们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因为无法转变成商品剩余而被闲置浪费掉，这被浪费的其实就是财富。要说什么是社会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应当说没有比此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了。在把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作为市场经济最高准则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这种"道不拾遗"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这里有一个追求什么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在追求农民利益的最大化与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将所有社会资源配置到产业利

3、润率地区利润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地方而不是配置到投资效益呈递减趋势的农业去。要追求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可能血本无归。资本与劳动在此互相排斥，这是个两难的选择。三农问题是个系统问题，其原因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１、主要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后被封了顶，难于提高。２、可耕地总量难以增加，新开辟的可耕地少于新占用的可耕地。３、农村的增效减人没有向城市分流的就业出路。４、缺乏发展所需要的城市农产品市场容量。５、缺乏资本大量流入的动力。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一方面是解决农民利益的非法流失，使农民在产出不变时所获更多,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低效率使

4、用的劳动力资源转变成为高效率的劳动力资源，如何使其劳动力剩余转变为商品剩余,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为劳动创造财富提供条件，妨碍农民致富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此。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但其前景并不令人乐观。结构调整的有限性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两元结构中，农产品的商品化主要依赖城市农产品市场的需求量与农村人口的劳动剩余来决定。在城市居民消费构成中,农产品的消费量并不高，且这个比例还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小。在3:1的城乡人口比例关系下，城市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与由此带来的对农产品消费总量的增长从而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是不同的，存在着不断扩大的严重失

5、衡的倾向。假如城市人口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１00个点它能够给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带来多大的提高呢？在恩格尔系数与城乡人口比例关系的双重因素影响下，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可能只能得到15%左右的提高，这种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水平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１:７的严重分离的可能性足以从逻辑上证明,单纯依靠现有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带动现有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以此来减小这种分离倾向的路只会是越走越窄。因为现有城市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只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只能为农民的收入提高作出这么大的贡献。这种企望依靠城市现有居民富裕而带动现有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设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则是漫长的，

6、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城市化的难处如果仅如以上所言，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收入缓慢的提高也会有后来居上赶上城市的可能。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则应看到，当今发达地区的发展对欠发达地区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的减小，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依赖程度也正在逐渐减小，市场调节本身只会加速这一进程而不会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全球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被日益边缘化的原因所在。解决三农问题走城市化的道路同样要受到这市场规律的制约，在中国甚至表现的更为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在于加快城市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脱离土地向城市工业、第三产业的转移。但是,就我国城市目前工业效率与

7、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而言我国城市经济减员增效的潜力仍然很大，微观经济对自身最大利润的这种追求谁也挡不住。既便经济持续增长十几二十年，也可以不向农村增招一兵一卒，只需在城市内部进行调整既可达到目的。何况城市目前数千万人的失业与自身不断产生的就业问题还得优先考虑。所以，相对于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数亿低效率农业劳动者而言，城市这种吸纳农业劳动者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改受不了人多地少这一目前的客观大条件下，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此是不现实的。农产品过剩与工业产品过剩相比还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率远低于二、三产业的水平，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现实购买力，与解决城市工业品过剩不

8、同，在解决三农问题时还必须首先解决农产品商品率太低,农民个人劳动剩余太少的的问题，要在目前这种分散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下要普遍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土地使用必须集中，劳动者必须减少，效率才能产生，利润才会出现，资本才可能流入，这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剩余倒是增加了，但是更大的就业问题又产生了。何处能够吸纳多达以亿为单位的离开土地的失业者呢？显然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是不可行的。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城市化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道理所在。工业化成长的代价世上没有的午攴，有得必然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