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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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轰动,于是江青就想借用这个题材搞一个京剧《红岩》。为此,江青从外面调来了不少人。有《红岩》小说的罗广斌、杨益言,有空政文工团的编剧阎肃,他写的歌剧《江姐》当时也很有影响。北京京剧团参加的是党委书记薛恩厚和汪曾祺。  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那是薛恩厚带着他和阎肃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在场的有罗广斌、杨益言,还有林默涵。  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毛主席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毛主席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来谈剧本创作。毛主席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

3、”随后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有写过。没想到多年之后,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篇毛泽东与汪曾祺的文章,说毛主席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纯粹就是瞎掰。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汪曾祺只是可使用但不可重用的人物。江青懂得京剧,明白汪曾祺的唱词写得好,想借助他手中的笔搞戏。江青又是搞政治的,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有历史理由,还是个“右派”,尽管已经摘帽。在调阎肃参加京剧《红岩》创作时,江青告诉他从京剧团找一个人和他合作。阎肃表示一定要和这

4、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马上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态度何其鲜明。  从1964年冬到1966年春节前,爸爸他们一直在改写《红岩》剧本。这期间,1965年4月,爸爸随剧团赶到上海,重新排练《沙家浜》,因为江青当时在上海,要审查这出戏。  江青审查改排的《沙家浜》之后,表示满意,并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样板戏”的名称自此时始。不过,剧团当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红岩》一直折腾到1966年春节之前还没有写完。江青打来,让火速赶往上海,《红岩》剧本没有写完也要去。于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和汪曾祺

5、乘飞机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才知道,江青决定《红岩》不搞了,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她要另搞一个新戏:党由军队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但是没影的事也得干。爸爸和阎肃,根据江青的意图,连续干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个提纲,定了剧名——《山城旭日》,然后向江青汇报。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北京,着手编剧。  3月份,江青又把爸爸他们召到上海,还是谈《山城旭日》的创作理由,仍旧是李琪带着他们三个人。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已进入高潮,爸爸尽管对政治向来不敏感,但是也觉察出

6、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关系已经相当微妙,气氛有些紧张。一次在谈话时,江青对北京京剧团提出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痛快答应,她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相当重。爸爸听得出,她实际是向北京市委摊牌。  北京市委过去对江青一直有看法。本来在《芦荡火种》的创作演出上,北京市委包括当时的第一书记彭真都给予了很大支持。但是江青后来把功劳全部据为己有,这自然让人反感。彭真不买江青的账,剧团不少人都知道。有一次彭真去看戏,到了剧场听说江青在里面,扭头就走,另到别的剧场去了,连招呼也没有打一个。

7、如今,江青变得如此张扬,背后显然另有名堂。  回到北京,爸爸悄悄地和妈妈讲了这些事情,两个人嘀咕了一晚上,把我们赶到另外一间房中,不许听。爸爸显得很焦虑,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但是夹在中间,却不知该怎么办。妈妈当然也不知道,只能说些无济于事的劝慰的话。两个不懂政治的人商量的结果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其他事情管不了,只能听其自然,跟没商量一样。  就这样,爸爸还是搞他的《山城旭日》,写完了剧本,进行排练,彩排,直到1966年的6月份。江青已经顾不上看这出戏的彩排了,她正忙着“文化大革命”的彩排。  “文革”中——赶进小楼成一统  “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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