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改革与中国持续发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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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财政改革与中国持续发展（１）政府干预经济是随着市场的失灵而产生的。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每个人在市场上追求个人利益可以达到促进社会利益的目标。追随斯密，1870年代早期，瓦尔拉斯（inFranklin）当美国总统时，美国的税收仅占国民收入的5%.他的名言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纳税是确定无疑的”。今天，美国的税收已占国民收入的1/3.美国并非当今税收最高的国家。法国仅中央政府的税收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9%，英国34%，德国29%，美国才19%，俄国17%.中国中央的税收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央和地方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

2、的19%.政府征税的目的在于提供基础设施（包括法律体系，货币体系，市场体系，交通运输体系）和公共产品（国防，公路，公共场所）；重新分配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调节资源配置，指导消费行为。好的税制应该是公平，容易征收，对企业和个人行为扭曲少，有利于经济增长，能保证足够税收。　　中国人百年来一直在探索强国富民之道。公共财政思想和财政政策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面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和谐发展的严峻挑战。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历着近代最好的经济发展时期。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9%，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

3、改革开放时的七倍。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种种问题，如地区差别加大，贫富悬殊，失业，人口老化，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消费品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影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都与公共财政有关。所以，公共财政将在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分析历史上的中国税收低的原因，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财税改革，分析目前公共财政面临的挑战，探讨如何改革公共财政促进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一、历史上的中国公共财政　　历史值得注意，现实的东西都有历史渊源。中国的一切事情都与中国文化

4、有关，公共财政也是如此。而对人性的认识是中国文化最基础的东西。政府的规模究竟应该大还是小，政府应该多收税还是少收税，也与先哲们对人性的认识有关。　　几千年来人们往往集中在对人性的评价上，即人性是善还是恶。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认为，人生来有最基本的共性，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同情心。例如，人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里去，都会因同情而去抢救。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为了讨好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为了获得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小孩的哭叫声，而完全是人的善性。他认为，如果人不善，那不是本性的问题，而是由抛弃了本性，不是他本来就没有“善”的

5、本性。孟子的性善论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宋代以后流传的《三字经》开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成为儒家的正统观念。　　在先秦思想家中，有一派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这里的伪是人为之义）。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都有好利好声色的情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所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对法家影响甚大。　　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为了让人们遵守这些准则，可以采取两种不同方法，一是教化，一是刑罚。儒家强调教化，法家重视刑法。荀

6、子认为，人性虽然是恶的，但是通过教育可以改变人的恶行。其实法家（像韩非那样重视刑罚的人）也并没有否认感化教育的作用。王充说：“韩子岂不知仁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于刑也。”同样，儒家也不要废弃刑罚。宋朝大儒朱熹认为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天下就不得安宁。“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儒法二家的分歧在于重心应当放在教化呢，还是放在刑罚。儒家从性善论出发，把重心放在教化；法家从人性本恶出发，把重心放在刑罚。　　鉴于对人性的认识不同，儒、法两家的财政理念

7、不同。儒家认为人心是善的，这样强者会帮助弱者，富人会救济穷人。也就是说，私人之间可以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就不大了。人心本来是善的，可以教化，应少用刑罚手段。因此，儒家主张“轻摇薄赋，”反对“横征暴敛”。儒家是小政府主义者。法家从人性本恶出发，强调政府的作用，要加强政府的功能。　　孟子认为，薄赋敛既能富民，又有利于发展生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进，用之以礼，财不可用也”。“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在税收负担上，孟子主张“什一而税”。这成为以后2000

8、多年儒家的税收信条。　　管仲是大财政学家。他主张轻税。在土地税方面，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十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