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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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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财政改革与中国持续发展(1)政府干预是随着市场的失灵而产生的。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指出,每个人在市场上追求个人利益可以达到促进利益的目标。追随斯密,1870年代早期,瓦尔拉斯(inFranklin)当美国总统时,美国的税收仅占国民收入的5%.他的名言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纳税是确定无疑的”。今天,美国的税收已占国民收入的1/3.美国并非当今税收最高的国家。法国仅中央政府的税收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9%,英国34%,德国29%,美国才19%,俄国17%.中央的税收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央和地方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9
2、%.政府征税的目的在于提供基础设施(包括体系,货币体系,市场体系,运输体系)和公共产品(国防,公路,公共场所);重新分配收入(向低收入阶层转移);调节资源配置,指导消费行为。好的税制应该是公平,容易征收,对和个人行为扭曲少,有利于经济增长,能保证足够税收。 中国人百年来一直在探索强国富民之道。公共财政思想和财政政策随着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在二十一世纪里,中国面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和谐发展的严峻挑战。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历着近代最好的经济发展时期。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9%,实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改革开放时的
3、七倍。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种种,如地区差别加大,贫富悬殊,失业,人口老化,社会保障不健全,公共消费品不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都与公共财政有关。所以,公共财政将在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上的中国税收低的原因,回顾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财税改革,分析公共财政面临的挑战,探讨如何改革公共财政促进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一、历史上的中国公共财政 历史值得注意,现实的东西都有历史渊源。中国的一切事情都与中国文化有关,公共财政也是如此。而
4、对人性的认识是中国文化最基础的东西。政府的规模究竟应该大还是小,政府应该多收税还是少收税,也与先哲们对人性的认识有关。 几千年来人们往往集中在对人性的评价上,即人性是善还是恶。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认为,人生来有最基本的共性,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別人的同情心。例如,人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里去,都会因同情而去抢救。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为了讨好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为了获得好名声,也不是讨厌小孩的哭叫声,而完全是人的善性。他认为,如果人不善,那不是本性的问题,而是由抛弃了本性,不是他本来就沒有“善”的本性。孟子的性善论对
5、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宋代以后流传的《三字经》开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论成为儒家的正统观念。 在先秦思想家中,有一派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这里的伪是人为之义)。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人都有好利好声色的情欲。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所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对法家影响甚大。 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为了让人们遵守这些准则,可以采取两种不同,一是教化,一是刑罚。儒家强调教化,法家重视刑法。荀子认为,人性虽然是
6、恶的,但是通过可以改变人的恶行。其实法家(像韩非那样重视刑罚的人)也并没有否认感化教育的作用。王充说:“韩子岂不知仁德之为善哉!以为世衰事变,民心靡薄,故作法术,专意于刑也。”同样,儒家也不要废弃刑罚。宋朝大儒朱熹认为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天下就不得安宁。“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而其丁宁深切之意,未尝不在乎此也。”儒法二家的分歧在于重心应当放在教化呢,还是放在刑罚。儒家从性善论出发,把重心放在教化;法家从人性本恶出发,把重心放在刑罚。 鉴于对人性的认识不同,儒、法两家的财政理念不同。儒家认为人
7、心是善的,这样强者会帮助弱者,富人会救济穷人。也就是说,私人之间可以进行收入再分配,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就不大了。人心本来是善的,可以教化,应少用刑罚手段。因此,儒家主张“轻摇薄赋,”反对“横征暴敛”。儒家是小政府主义者。法家从人性本恶出发,强调政府的作用,要加强政府的功能。 孟子认为,薄赋敛既能富民,又有利于发展生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进,用之以礼,财不可用也”。“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在税收负担上,孟子主张“什一而税”。这成为以后2000多年儒家的
8、税收信条。 管仲是大财政学家。他主张轻税。在土地税方面,主张“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十取一,岁饥不税”。管仲十分重视工商业,提倡免征工商税。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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