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扬雄文学思想之“文质相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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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扬雄文学思想之“文质相副”说摘　要：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上，首先系统提出“文质”说这一重要范畴的，不是流行说法所主张的孔子和刘勰，而是汉代的扬雄。他的这一思想是在传统“文质”说思想的沾溉和以儒兼道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为了要救汉儒以文害质和汉赋家文丽用寡之病，故扬雄重点论述了其“文质”说中“质”的方面，具体包括“质”是“情”，“质”是“道”，“质”是“事”等。　　关键词：扬雄；文学思想；文质相副　　　　“文质”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上的重要理论范畴，现在关于文学上的“文质”说起子何时何人，大致有二说：一说起于孔子，这是各种文学批评史著作的流行说法；二说起于刘勰

2、，认为他是“首先把‘文’和‘质’这对概念运用于文学领域的理论家”。这两种说法都忽视了扬雄在哲学和文学上的贡献，第一个提出文学上的“文质相副”说的应是扬雄。在扬雄之前，孔子等人的文质之说并非文学理论；在扬雄之后，刘勰提出的文质说，已是继承扬雄等人的文学思想而加以了集大成的发展。　　　　一、扬雄之前思想史上的“文质”说　　　　“文”、“质”二字并提最初见于《论语》，但与文学理论无关。孔子讲到文质之处有二；一，《雍也》篇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二，《颜渊》篇说：“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也!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3、。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质”即质朴，“文”即文饰。“质”指人内在的本质，其基本内容为“仁”；“文”指人外在的礼貌，其基本内容为“礼”。孔子要求人内在本质的美与外在礼貌的美兼有，这是对人言，并非对文学言。孔子生当“礼崩乐坏”的时代，尤看重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维系人心的作用。他的思想核心是“仁”，主张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仁与礼的统一，即文与质的相副。故他的文质说是关于“人”的伦理道德学说，而不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先秦时代学术与文学不分，人们文学观念还不强，所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远比其文学思想发达完善。孔子已初步认识到文章形式与内容的相副，

4、但他是用“辞”与“情”、“言”与“志”来表述的，如《礼记·表记》引曰：“情欲信，辞欲巧。”《左传》襄二十五年引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这种辞情、言志相副的认识代表了先秦儒家的文学思想，如《舜典》：“诗言志。”《易传》之《系辞》下：“圣人之情见乎辞”，“将叛者其辞惭，中心摇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都未把文质说运用到学术和文学中。　　除儒家外，先秦诸子中提及“文”、“质”的有墨子、庄子和韩非子三家，这三家的共同特点，都是否定文学艺术本身。墨家“尚用”，反对“以文害用”，由实用价值而“非乐”，自然谈不到乐(

5、代表文学艺术)的文质问题。墨家的社会观点是反对奢汰而主张质朴，故刘向《说苑》之《墨子》佚文说：“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也。”这种重质轻文之说，不是文学理论。庄子后学也在《庄子·缮性》篇中谈到文质问题：“离道以善，阴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文与质也只是指人的文饰和质朴。法家韩非子更激烈反对一切文学。《韩非子·八说》曰：“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他对待文学的态度和墨子一样，突出的是文与用的关系，而不谈文与质的关系，如《五蠹》曰：“文

6、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亡征》曰：“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五蠹》又曰：“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他只在论到人时才用到“文”与“质”这一对概念，《解老》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质文关系即人的情貌关系，表现出对礼的否定，这是法家的伦理道德观点。　　两汉以降，“文”与“质”逐渐在新的意义上使用。经学大师董仲舒把文与质运用到他的三统循环说的历史观上，

7、他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以为“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前一代尚文，其后一代必尚质以救其弊，这就扩大了“文”与“质”概念的内容与运用范围。文质循环说为统治者所倡，司马迁也曾受这风气的影响，如《平准书》说：“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文质说运用到经学和历史学中而未运用到文学中，正反映了西汉前期经学和学术昌盛而文学相对尚未发展的实际情况。司马迁后，根据记载，如终军、杨恽、杜钦、匡衡，特别是刘向，均讲到过文与质的问题，但都没有超越前人的地方。到西汉后期的扬雄时代，辞赋已由勃兴到成熟，成为上至公卿大臣、

8、下至士林文人竞趋创作的文学主潮，必然要促使文学理论的相应发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