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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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观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自觉”的涵义在世纪之交，费孝通先生多次讲“文化自觉”问题。由于他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中华文化的前途，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阔视野来思考、探讨这个问题的，所以很快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并形成了相互切磋、深入研讨的可喜局面。在今天，“文化自觉”已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念，而是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观，一种有深刻意涵的文化理论。费老对“文化自觉”的涵义做过明确的界定，他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的：一是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他说：“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2、。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费老最初是在对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的实地考察中，注意到生存环境的变化，使其面临着“保存文化还是保存人”的严峻选择，指出他们只有通过文化转型来求生路。他因此而由小见大，联想到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整个中华民族、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个如何生存、发展的问题，认识到“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我们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于是心头冒出了“文化自觉”四个字，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问题。他提出这个名词是在1997年。近五年来，他经常思考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问题，反复说明不是要“回归”、“复

3、旧”，而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表现了一个世纪老人对自己的祖国、对民族文化的深沉的爱。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谈到自己学习费老这一思想的体会，认为“所谓文化自觉，就是一方面要有忧患意识，一方面还要有文化自信”，[2]就是从对自己的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这个意义来理解的。二是正确处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费老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各种文化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都有一定的位置，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将取决于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对话沟通、取长补短、共存共荣。他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四句话高度地概括了文化自觉的本

4、质内涵，并解释说：“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美人之美”就是要求我们了解别人文化的优势和美感；“美美与共”就是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不同人群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以促使不同的人文类型和平共处。[3]特别是在讲到如何对待“异文化”时，他强调要以容忍的态度来尊重别人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点，不仅要容忍别人，而且要理解别人，欣赏别人，使不同的价值观点在相互理解、容忍中共同存在、不相排斥，进而互相接近、互补与融合。这里表现了费老博大的天下情怀，以一种毫无偏执的理智心态，来拥抱人类创造的各种类型的人文价值，力图克服文化隔阂与文明冲突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费老在他80

5、岁生日时提出的“美美”四句，早已成为关心中华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途的人们的美谈，成为他们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奋斗的思想指导原则。我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曾提出一个看法：如果将“美美”四句中的最后一句“天下大同”改为“和而不同”，不伤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的本意，而且意义可能更加明确，也更具有现实性。因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互相尊重、互相欣赏的“美美与共”，虽然只有在“天下大同”的世界里才能真正、完全地实现，但它也是我们在争取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多元文化关系的唯一现实的选择。它是奋斗目标，是结果；同时也是过程，是手段。“美美与共”的意涵正好可以用“和而不同”

6、来准确地加以诠释。我认为将“美美”四句表述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完全符合费老提出“文化自觉”理念之初衷。因为费老早就意识到了：“文化自觉是当今世界共同的时代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4]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时代的问题，实际上，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每个人、每个文化主体都面临着如何认识自己的文化、如何理解和对待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问题。对自己的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所处的位置有“自知之明”，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多元互动，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套多种文化兼容并蓄、和平共处的基本原则和秩序，这是人类的共同愿望，但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长期的过程。费老乐

7、观地认为：在今天，“实现和平和公平的世界的早期愿望已走上逐步成为事实的路子”，[5]“人类的文化现在正处在世界文化统一体形成的前夕”。[6]他相信在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下，“天下大同”的理想终究会成为现实。历史上中华文化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在促进人类文明多元互补、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费老明确指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古代先哲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有密切的关系。‘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触中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