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钘与尹文思想的异同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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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钘与尹文思想的异同辨析宋尹学派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著名学派，其材料主要保存在《庄子·天下》篇和《尹文子》中。然而，比较《天下》篇和《尹文子》的相关内容却可以看出两者在共同的思想主张下体现出不同的思想特色和学术倾向，表明此学派代表人物宋钘和尹文之间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差异，同时又具有学派的共同性。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写道：“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荀子将宋钘与墨翟并称，视其为墨学中人。《天下》篇有关宋尹学派的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的“均平”[①]思想正是墨家“僈差等

2、，曾不足以容辨异、悬君臣”的君臣上下等级平等的思想；“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正是墨家兼爱思想的具体内容；“情欲寡浅”、“禁攻寝兵”与墨家“上功用、大俭约”的节俭节用以及非攻思想是一致的。而《天下》篇对此派人物形象和社会活动的记述更是墨家以天下为己任，兴天下之利，去天下之弊，摩顶放踵，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宗教救世精神的生动体现。可见，《天下》篇记述的宋尹学派思想首先是墨家学者或至少可以说有墨家思想倾向的宋钘的思想。《天下》篇将此派思想概括为“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也是与宋钘直接相关的。《孟子·告子下》有宋牼[②]欲劝即将开战的秦楚两国君主罢战的记载，这是宋钘“

3、禁攻寝兵”主张的具体实践。荀子批评宋钘“蔽于欲而不知得”（《荀子·解蔽》）、“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荀子·天论》）显然是针对“情欲寡浅”而言的。这证明以“禁攻寝兵”、“情欲寡浅”的主张而闻名于世的首先是宋钘。另外，《庄子·逍遥游》中，宋荣子[③]“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的境界也是与《天下》篇的有关记载一致的。因此，把《天下》篇所记述的宋尹学派的思想首先视为宋钘的思想是有充分理由的。宋钘思想中有丰富的形名内容，他也在先秦名学思想家中占有一席之地。荀子在《正名》篇中批评宋子“见侮不辱”是“用名以乱实”，“情欲寡”是“用实以乱名”，就是从形名的角度批

4、驳的。就这两个命题而言，宋子依据名称（概念）之间的相对性即“侮”之名非“辱”之名来论证“侮”非“辱”，所以可以见“侮”而不“辱”；又依据事物与名称（命题）之间的相对性即存在着具体的某人“情欲寡”的事实来论证所有人“情欲寡”的普遍性。正是由于宋钘用形名方法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才引起荀子也从形名的角度进行批驳，这是与荀子批驳“山渊平”、“杀盗非杀人”等有关形名分析的著名的名学命题的情形是相同的。形名思想及其分析论证方法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了相当发展，孔老墨及早期法家思想中都或多或少有形名内容，而尤以墨法两家为丰富。从宋钘的命题论证方式看，他无疑受到墨家形名思想的深刻影响。然而，《尹文子》所体现的

5、尹文的思想却几乎找不出多少墨家痕迹。从《天下》篇可见于《尹文子》的材料分析，尹文思想表现出的是鲜明的法家精神。《天下》中“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在《尹文子》为“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于众，俗所共去。故心皆殊而为行若一，所好各异而资用必同，此俗之所齐，物之所饰。故所齐不可不慎，所饰不可不择，……故俗苟沴，必为法以矫之；物苟异，必立制以检之。累于俗，饰于物者不可与治矣。”认为社会共同崇尚的习俗和共同资用的器物对每个人都具有规范约束作用，而法制又对习俗和器物具有矫检调节作用。“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与“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在立

6、法者、法制、俗物和民众的制约关系中统一起来，即只有“不累于俗，不饰于物”的人才能懂得应用法制手段治理社会，只有“不苟于人，不忮于众”的人才能在法治社会中和谐稳定地生活。这里突出强调了法制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表明，实现法治社会的关键是要有既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又能超越这些条件的君主，即一方面能“不苟于人，不忮于众”，一方面又能“不累于俗，不饰于物”的君主是实现法治的希望所在。而对于宋钘，“不累于俗，不饰于物”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的人格境界和“大俭约”、“五升之饭足矣”的节用寡欲思想；“不苟于人，不忮于

7、众”则是“以聏和欢，以调海内”、“人我之养毕足而止”（《庄子·天下》）的社会均平和调思想。《天下》“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和欢，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的“别宥”思想在《尹文子》为“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人君之德，可以为主矣。”两者都以“别宥”的形名方法论证共同的思想主张，但他们对“别宥”的理解及其表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