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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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北京的马神崇拜及其功能、意义的转变马政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的国家政务，史学界对历代马政问题都投入了较大的关注。[1]但对与养马有密切关系的马神信仰，却鲜有人研究。马书田的《中国民间诸神》、李乔的《行业神崇拜》之类对中国民间信仰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中，也会涉及到马神崇拜的问题，整理了一些原始材料，但是应该说，都还没有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赵世瑜在一篇新近的文章中，从明清京师东岳庙西廊诸神出发，探讨了京师东岳庙作为京城街区文化中心的特点，其中专列一节讨论清代东岳庙中的马神殿，对笔者启发很大。[2]但由于赵文主要立足于以京师东岳庙为中心的考察，没有兼及京师其它马神庙及马神信仰活动和马神信仰的

2、意义和功能的变迁，故笔者在收集关于明清时期北京马神崇拜的资料的基础上，尝试以明清时期的京师为点，对马神信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国家政务的象征：明代北京的马神崇拜马神信仰可上溯到先民的动物崇拜，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马神崇拜出现在周代。周制，校人掌王马之政，“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臧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按郑玄的注，“马祖，天驷也”，“先牧，始养马者”，“马社，始乘马者”，“马步，神为灾害马者”。[3](P860)与马神崇拜紧密相关的是对马的崇拜。对马的崇拜，是对自然事物的崇拜，是自然崇拜的一种，这种崇拜形式是自然宗教的基本表现形态，它属于比较原始的宗教形式，因为

3、崇拜者还没有产生明确的超自然体观念，也没有将自然体或自然力人格化，从而形成对自然神的崇拜。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草原民族历来就有对马的崇拜。据现代学者的调查，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高原上，至今还保留着悬挂、张贴或飞扬风马的习俗，每年正月初一，人们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蒙古民族的马崇拜是与他们的灵魂崇拜、天神信仰以及英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4](P63)元朝建立以后，仍然保留了对马的崇拜，据《析津志辑佚》所记，元代北京建有一座白马神君庙，祭祀的是一匹传说中的白马，“昔慕容氏都燕，筑罗城，有白马前导，因祠焉”。[5](P57)但是并未建有马神庙，翻检《元史》和《新元史》，也没有在礼志中发现官方祭祀马神的记

4、载。到明代，对马神的崇拜取代对马的崇拜，被纳入国家正祀体系中，而这与明代的马政推行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朝自建立以来，统治者就非常重视马政的推行，大体而言，马政的主要内容是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方面的管理。由于马匹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重要意义，明廷大力推行马政，并崇奉司马之神，以神力荫护马匹的大量畜养，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有明一代，马神信仰都与明廷推行马政有着密切的关系，马神都被纳入国家正祀，由官方主持祭祀。在马政推行力度尤强的北方广大地区，都普遍建有马神庙，凡有马政之地区的州县官员负责主持马神的祭祀活动，他们对马神的来历虽然模糊不清，但都知道其与马政的密切关联。正如明代人陆容在《菽

5、园杂记》中记的：“今北方府州县官凡有马政者，每岁祭马神庙，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尝在定州，适知州送马神胙，因问所祭马神何称？云称马明王之神。”[6](P95)明代洪武二年，太祖“命祭马祖、先牧、马社、马步之神，筑台后湖。”其祭祀仪式是“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遣官致祀。为坛四，乐用时乐，行三献礼”。太祖曾在洪武四年两次命“太常以少牢祀马祖”。洪武五年，又“并诸神为一坛，岁止春祭。”[7](P1303)洪武六年，设置太仆寺，职专马政，此后便由太仆寺官员住持马神祭祀活动。永乐元年，成祖改北平行太仆寺为北京行太仆寺，并进一步扩大在顺天府牧羊官马的规模。永乐十三年，“立北京马神祠。时行太仆寺卿杨

6、砥请立马神祠于莲花池上……国朝南京止祭司马之神，每岁春秋用豕一、羊一、帛一。于是命北京马神祠设马祖等神及司马之神五位，每位用羊、豕、帛各一，仪制准南京。”[8](永乐十三年.967条.P309-310)明代最有名的马神庙是御马监的马神祠，庙内有“大钟一，有‘正德十年铸，御马监马神庙供奉’十三字。”[9](卷十六.京师志十六·寺观志.P476)除了京城内有御马监的马神庙外，明官方还在通州建有马神庙，“世传太宗兴师与敌战于此，若有相焉者，因诏祀马神于其地。在通州之北，地曰坝上，乡曰安德，旁为御马苑，凡二十所。春、秋二仲月，则太仆少卿往主祀之。”主祀时，其辞曰：“皇帝遣某官某致祭。”官员“往必陛辞，

7、返必廷复”。[10]考明万历年间的《顺天府志》卷二“坛社”中所记，通州无马神庙，但在同书卷三的“徭役”志中却记载通州“马神庙门子一名，原编银六两，今量减，编银三两六钱。”另外，还记载三河县“马神庙例有轮祭，银五十两，今题革。”[11]这些马神庙的费用既然编入国家徭役支出中，当然应属官方祠寺。据明《顺天府志》，明代北京所附州县27个，其中在“坛社”卷中记建有马神庙的共有10个，分别是：良乡县、固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