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制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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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化的文学与文学化的制度论文..毕业在我们不断鼓吹“法治”和制度崇拜的今天，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制度化的时代，文学这种被现代定义为“想象”和“虚构”的东西也越来越摆脱不了各种权力制度的规制。现代文学越来越成为一种打上了权力印记的“产品”。然而，反过来，制度和法律又同样依赖于叙事、想象和虚构。最近，在一次会议上，韩毓海说，经济系是建立在中文系上面的..毕业，很多人都大笑了起来。这是一个极为深刻和精彩的洞见。可是，恐怕很多人根本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只是觉得这种说法足够荒唐可笑的，因此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韩毓海要告诉我们的是，不仅今天对于金钱的崇拜是建立在

2、某一种刚刚创造出来的理论上面的，而且被我们顶礼膜拜的所有价值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并非永恒固定而是不断虚构创造的基础上面的。现代化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神话和最神圣的价值。现代是一个国家不断提取权力、不断把权力集中到国家的过程。现代的趋势是，国家权力无孔不入，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地渗透到所有的地方，权力不仅成为控制我们的环境，而且权力渗透进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天高皇帝远”已经只是过去的传说了。在现代，我们每个人都是处于透明的状态，在国家权力面前无所遁形。所谓现代化，不仅是军事、法律和国家机器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也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不断地“被现代化”的过程。从“

3、锻炼身体”到“隆胸”、“瘦身（舍宾）”，从“脱裤子”到“洗澡”、“洗脑（观念更新）”，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也在不断地被开发和格式化。越来越完善的制度，越来越成熟的技术，从“三围”到“小康”，我们的生活、身体和心灵也越来越达标。我们的生活、心灵和身体越来越顺从和依赖于（权力）制度和技术。正如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我们的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党组织，归功于国家。我们的文学事业也应当归功于文学的法律和制度。正如如果没有党我们就会无所作为一样，如果没有一套文学法律和制度，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写作。文学不断地建立各种表达和书写机制。在古代，用文言写作是“雅”，用白话写作是“俗

4、”；相反，在现代，用白话写作才是“雅”，用文言写作则成为了“俗”或者“保守”。《诗大序》说“诗言志”，于是我们言志；陆机说“诗缘情”，于是我们抒情；有人说“诗庄词媚”，于是我们写诗的时候要道貌岸然，写词的时候要遍地风流；在诗里，要誓言“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写词的时候，可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到梁启超把小说这种从前是消遣游戏的东西和个性解放、社会革命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这种宏伟叙事联系起来变成了“政治小说”之后，小说从“下流”一跃而成为“正宗”，直到“解放”后“作家”成为“国家干部”（其反面是“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梁启超的《论小

5、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一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创造和建设具有最密切的关系。按照严家炎的说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鲁迅的《药》《阿Q正传》等作品正是形象化的‘民国的建国史’”。杨沫写作《青春之歌》的时候，梁斌写作《红旗谱》的时候，柳青写作《创业史》的时候，他们都意识到他们是在谱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或者民族国家和阶级斗争的史诗。我们不仅把民族国家作为文学创作的最根本的依据，而且把民族国家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的最根本的参照。五四爱国反帝运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水岭。文学创作

6、成为新的国家和社会的创造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学制度成为国家制度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上个世纪80年代，当“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之后，王蒙注意到了“文学失去轰动效应”这一现象，文学越来越疏远于政治制度，同时越来越密切于经济制度。文学脱离了“为政治服务”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和“商业化”的控制。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文学有所谓“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走向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等新的表述和编码逐渐成为规划和组织中国文学生产的方式。为“诺贝尔文学奖”写作，为那个名叫马悦然的瑞典老头写作，成为了中国作家最伟大和最神圣的目标。诺贝尔文学奖以巨大的商业利益成为收服中

7、国作家的重要权力和制度。“什么是文学？”在今天中国得由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说了算。此外则是“五个一工程”等各种评奖制度等表达各自不同目的的文学法律和定义。在崇拜资本主义法律的人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法律和法治，其他社会就没有法律和法治，尽管中国有中国的法律，美国有美国的法律，秦朝有秦朝的法律，清代有清代的律法。文学也总是受制于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并且总是用自己的文学法律和文学制度来否定和贬低其他的文学法律和文学制度。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古典长篇小说就不能算是真正的长篇小说；而在林纾看来，说狄更斯像中国的司马迁，也是挺伟大的文学，是多么给西方文学面子啊。在

8、80年代信奉“纯文学”教的文学史家们看来，中国当代文学就不是“文学”，而是政治垃圾。在旗手江青看来，从《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