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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6
《儒学民本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教育资源-天天文库。
1、儒学民本思想的终极视域——卢梭与黄宗羲的对话内容提要:在历史和现实语境中,黄宗羲与卢梭常常相提并论。本文以卢梭的思想为背景,从整体和本质两个维度解读了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作者认为,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中尽管有与卢梭相似的话语,但它并不具有卢梭的人民主权诉求,它不是民主思想,它仍是传统的儒学民本思想;但它并不是民本思想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对民本思想的深层次开发,它在很多方面已达到了民本思想的“底线”,再前进一步它就会超越儒学思想的樊篱进入民主思想的堂奥。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所展示的是民本思想的终极视域,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民本思想的终结。主题词:卢梭
2、黄宗羲民主思想民本思想终极视域在历史语境及当代语境中,许多思想家把黄宗羲与卢梭相提并论。有的把二人并列起来赞同,有的把二人等同起来批驳。前一种情况如梁启超和蔡元培,后一种情况如章太炎。无论何种情况,其前提都是认同二人思想的共性。因此,要解读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卢梭思想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一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第102页)这句话内涵深刻而丰富,既包含着卢梭本人对现实社会的坚决否定,又反映出他对寻求摆脱社会不平等而进行的深深的理性思索。为了给自己的理论立论,他把人的社会性抽象掉,把仅仅具有自然属性的人
3、所组成之社会称为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时期,并把它和“社会状态”时期对照研究。在“自然状态”中,除了身体、年龄、健康等自然差别外,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在进入“社会状态”后,由于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了政治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起初表现为贫富差别,然后发展为强弱矛盾,最后由于国家合法的权力变为专制的权力,不平等竟演变为主人对奴隶的统治,即奴隶身份的出现与主奴关系的形成。卢梭认为,主权关系是严重违背“生而自由、平等”之人性的,所以,这个阶段之国家政权必然被推翻。不平等阶段之政权被推翻之后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回到“
4、自然状态”,二是通过暴力革命废除一切不平等,三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新的社会平等。卢梭认为,第一条道路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可能再返归自然状态,私有制也不可能废除;第二条道路也走不通,因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暴力不可能产生合法的权利。只有第三条道路可行,即通过社会契约来创建新的社会平等。卢梭的社会契约既与格老秀斯不同,也与霍布斯和洛克不同。他说,社会契约不能在个人与个人之间订立,也不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订立的,因为它们都是在不平等的状态下订立的。社会契约只能是人民同人民自己订立,即人民同由人民自己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订立。这种契约的本质是“一切人
5、把一切权利转让给一切人”。只有这样,一切人才可以得到与自己所失去的权利等价的权利,同时还可以得到更大的力量保护自己;因为每一个人都没有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人,在订约后每个人仍然“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同上,第115页)。很明显,卢梭的社会契约说所更要彰显的是对人民主权的诉求。什么是人民主权呢?卢梭认为,人民主权具体体现为“公意”。“公意”是指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公意”不同于个别意志,它也不同于“众意”,它不是所有个别意志的总和,它是“众意”中排除掉相异部分而剩下的相同部分。“公意”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因而它
6、永远是公正的、合理的。因而,体现“公意”的人民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它具有不可转让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可代表性。法律是“公意”的外化形式,而立法权则是“公意”即人民主权的集中体现。卢梭认为,主权者而且只有主权者即人民才能享有立法权,任何代表制度、任何个人(当然亦包括君主)都无权立法;法律只能规定全体公民集体的抽象行为,并不规定个别的、具体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对象的普遍性”,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按照“公意”的指示实施法律,这是政府得以存在的根据。卢梭说,尽管他的学说所要彰显的根本原则
7、是人民主权,即民主,但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谋得“全体最大的幸福”(同上,第155-156页),这种幸福“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的目标:即自由与平等。”(同上,第156页)而“自由与平等”是人之本性,所以,“人性”这一概念是卢梭政治思想的基石和坐标,是卢梭政治思想的观念预设。为了人性的实现,卢梭从学理上赋予了人民一项根本的政治权利——人民主权。他的学说是“必须是”的理性判断,这种理性判断不仅改变了法国的现实,而且也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二为了立论,与卢梭一样,黄宗羲也描述了一个“自然状态”。他说,人类社会初期,在天下的公利无人兴、公害也
8、无人除的艰难困苦时期,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开始领导人民兴利除害,于是君主及君主制就产生了。这个时期的君主具有高尚的道德,他们做君主是为人民,而不是为自己;是为天下,而不是为子孙;他们的治国方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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