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述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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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名为‘民国文学’，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未来事实”。论者用将来时态，显得非常自信。还有关于“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理由，“民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是一个有着特定的政治倾向性的作用概念？张福贵教授将之定性为“时间概念”，主张将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从作用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以时间的中性立场来淡化既往文学史命名的政治倾向性；更有论者直接将“民国文学”数字化，明确标示“民国文学”的始终时间为1912-1949，准确到从中华民国成立的第一天直到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覆灭的最后一天；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怡教授则在张福贵教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它（民国

3、文学）不仅是时间的概念，同样也属于作用的概念，那种不能为‘新文学’、‘现代文学’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表达的作用概念”，突出“民国文学”概念的巨大包容性。还有就是关于“民国文学”研究中的“民国机制”理由，这是李怡教授一直在大力倡导并躬身力行的研究课题，得到了广大学界同人的认可与支持。在这些理由当中，本人对于“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持有不同认识，并认为“民国文学”的属性又决定着对另外几个理由的认识。在我看来，“民国文学”绝不单纯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的政治现实背景下出现的有着特定政治倾向性的作用概念。这个概念是“重写文学史”大潮的

4、延续，它的提出，为已经过于成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但这个概念本身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对这个概念，我们既要肯定它积极的学术作用，但也不要过于美化它。　　一、文学史叙述中的政治视角　　文学史属于史学的一种，而任何一种史学叙述都难以逃避政治的规约。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著名的革命性的史学论断应用到文学史叙述上，同样适用。　　“民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热潮的延续。“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迎来了历史新时期，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下，学术界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主张。198

5、8年，《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一时学者云集，名家荟萃，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观念主张，并出版了众多的风格各异的文学史专著和教材。从精神层面来讲，“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显然是对既往文学史叙述中左倾政治思想的反驳，还学术研究以客观、公正的本来面目。文学与政治之间历来难解难分，蔓延到学术研究领域，对文学发展演变进行叙述、整理的文学史编写，也自然难脱政治的影响。福柯认为，在权力社会里，对话语的掌握即是权力的体现。在意识形态无所不及的当代社会，任何一种对历史的叙述，其实质都是一种“权力”，都是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的直接或间接体现。文学史

6、叙述中同样有着特定的政治话语权，只是不同时期表现程度强弱而已。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强势的政治话语对文学史叙述形成了全面的限制，古代文学史如此，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社会现实相关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更是如此。以当时出现的几种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为例，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1953）、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及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1980）等，都留有那个时代鲜明的政治印迹。陈思和教授在回顾总结这段时期的文学史研究时，沉重地指出“其政治对学术的制约是相当明显的。在这个前提下，

7、‘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是‘中国现代革命史’普及教育的一个方面”，指出的就是这样一个政治化论“民国文学”的概念属性及其作用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的学术事实。如果说，这是由于特定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所致，那么，在同时期以自由民主标榜的美国，情形也差不多。1961年，美籍华人夏志清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这是海外第一本对中国现代文学进行专门体裁研究的史学专著，自述其研究动机受意识形态影响，并接受美国政府资助。夏志清秉承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GreatTradition），以新批评的策略细读文本，自称一切从文本出发，强调文学的审美意

8、识和人生观照，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本书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解读，充满了政治敌对的眼光。1963年，捷克的汉学家普实克就此曾对其予以批评：“只要读一下此书的章节标题，什么“左翼和独立派”“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