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ｇｄｐ”与中国环境会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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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ＧＤＰ”与中国环境会计制度一、“绿色ＧＤＰ”理论的国际研究背景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ＨＷ阿恩特,1997)。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性的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生存带来空前的挑战,一些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使用ＧＤＰ来表达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增长与发展存在明显的缺陷。特别是1992年里约会议之后,可持续发展观被世界各国政府广泛认同,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需要对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

2、行修正,力图从传统意义上所统计的ＧＤＰ中扣除不属于真正财富积累的虚假部分,从而再现一个真实的、可行的、科学的指标,即“真实ＧＤ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绿色ＧＤＰ”,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区域的真实发展和进步,使其能更确切地说明增长与发展的数量表达和质量表达的对应关系。从理论上来说,“绿色ＧＤＰ”=传统ＧＤＰ-自然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0)。由于ＧＤＰ仅仅衡量经济过程中通过交易的产品与服务之总和,它假定任何的货币交易都“增加”社会福利,但在交易过程中到底是增加社会财富和减少社会财富,

3、它并不能加以辨识。因此,ＧＤＰ中包括有损害发展的“虚数”部分,从而造成了它对发展的不真实表达;与此同时,它只反映了增长部分的“数量”,尚无法反映增长部分的“质量”(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1999)。从社会角度看,ＧＤＰ将好的、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算在经济指标之中。例如,它把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例如犯罪、家庭解体等成本)均视为社会财富;它不能反映社会贫富悬殊所产生的分配不公平等发展瓶颈,即它不计总量增长过程中由于人际不公平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从环境角度看,它认为自然资源是自由财富,不去考虑自然资源的

4、逐渐稀缺性,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资源的质量下降和耗竭性资源的枯竭等问题。所以,通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消耗的越多,其ＧＤＰ增长也就越快;同时,它不能反映环境的缓冲能力下降,自净能力下降,抗逆能力下降,反而将产生环境污染的经济活动的收益也计入ＧＤＰ之中,甚至将环境污染算成对经济的贡献。从经济角度看,它只记录看得见的、可以价格化的劳务,其它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劳务却被摒除在外。它把家务劳动、妇女生育、志愿者的贡献等非市场经济行为,部分地或完全地忽略,也未真实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较低收入者,并不因为有较多的空闲时间,而

5、提高它的价值,而高收入者,却没有休闲时间,并没有将这些时间算进去当成扣除所得的一项成本。上述表明,ＧＤＰ作为测量国家财富指标的缺陷很多,并不能真正地表达全球或区域国家的发展。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其《世界资源报告》(1996～1997)中指出,1950～1997年,全世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值从5万亿美元增长到的2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5倍。但是与此同时,全球木材使用量增加了8倍,纸张消耗增加了6倍,鱼捕捞量增加了3倍,化石燃料增加了55倍。至于空气、水的污染,更是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报告》指出“不幸的事实是,随着经济

6、增长仍在全世界的继续,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不但不能保持,并且有更快速度的恶化。”这使得世界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越来越紧张的关系。如何构建以“绿色ＧＤＰ”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世界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著名科学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着艰辛的理论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ＥＲＩ),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此指标被国外一些学者认为是1986年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先锋(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1972);1972年

7、托宾(ＪａｍｅｓＴｏｂｉｎ)和诺德豪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Ｎｏｒｄｈａｕｓ)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Ｎ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Ｗｅｌｆａｒｅ)。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ＧＤＰ中扣除;同时,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ＧＤＰ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ＧＤＰ的一半。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Ｎｅ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

8、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这些改善经费必须从ＧＤＰ中扣除。按此计算,日本政府当时虽然ＧＤＰ年增长85%,但是扣除治污费用后,事实上只有58%的增长率。1989年卢佩托等(ＲｏｂｅｒＲｅｐｅｔｏｏ)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Ｎｅｔ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ｏｄｕｃｔ)。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选择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