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学对清代史学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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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汉学对清代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谓汉学、宋学之分，始自清代。对此，刘师培曾有精辟论述。[1](P1535-1542)汉学的学术特点是注重训诂文字，考订名物制度，务实求真，不尚空谈。宋学的学术特点是重视阐发儒家经典蕴含的义理，褒贬议论，旨在发挥。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达知圣人本旨，殊途同归。这一点，学界也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殊途”所导致的必然是学术路径与学术旨趣的差异。这种差异就必然要导致各个时期学术风貌的不同。有清一代，汉学和宋学交互作用，影响着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发展。对此，笔者在所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清代卷》中已有论述。[

2、2](P5-18)但是，清代毕竟是汉学占学术上风的时代，汉学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渗透，使得宋学不得不以一种萎缩了的方式存在着。特别是在史学领域，以“天理”谈历史盛衰，以《春秋》褒贬笔法着史，以正统论解释王朝更迭等史学观念，[3]除了在清代官修史书中有所表现外，在其他方面影响不大，不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可以这样讲，宋明时期那种占主导地位的讲褒贬、重史法的理学化史学，在清代已走上绝路。清代史学思想的主流是在汉学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与宋明理学化史学风格迥异的风貌。清代汉学对史学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

3、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自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进行批评，提倡健实学风以后，干嘉汉学，由此推衍，进一步批评宋儒“舍故训而凭胸臆”。他们指出，宋儒释经，连经书中的文字句读、名物典制都没有搞清楚，甚至连经书的真伪都没有考察，就猜度臆说，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圣经之本意，空发议论而于世无补，学风虚浮而没有根柢，所谓“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4]（P377）“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4]（P411）于是人们纷纷舍义理而沉迷于名物

4、训诂，主张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经，以治经之功夫明道，“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P505)要下一番切实的考证功夫，将字、词、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确理解经义。汉学这种反对空发义理，重视文字名物之训诂的思想，直接导致了史学思想上的反对任情褒贬，驰骋议论，主张考证求实。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在思维模式上是一样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则。对此，王鸣盛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

5、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6](自序)义理不可凭虚而得，必须经考据实证而得，影响到史学，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迹之实，反对未考史实便驰骋议论、任情褒贬。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对受理学影响的宋明史学注重发挥义理而不甚关注史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褒贬议论是“颠倒是非，颇亦荧听”。并反其道而行之，张扬重考证、轻议论的史学观念：“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

6、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月纬、部居州次，纪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这样的治史观念在干嘉时期被学界认可，史家治史不轻发宏论，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订辨证，在考史的基础上论史，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学风敦实。其二，汉学

7、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考据作为一种治史的基本方法，并非始自清代，但很明显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缜密完备和丰富多彩，却非仅仅依靠史学方法自身的积累，它主要渊源于汉学治经的方法。清初，经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实践，考证方法日趋完备，尤其是顾炎武“博学于文”，阎若璩“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等观念的提出，人们开始将治经的一套方法扩展到各个学科领域，史学便是重要阵地。干嘉学者，多数兼通经史，以治经方法治史，事属必然。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

8、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7]（P258）就点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绩的途径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领域的扩展。经学家治经着重文字训诂，反对主观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