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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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提到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其内涵大体包括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两个方面，即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两方面的问题既密切相关，着眼点又各有侧重。对此，学术界的研究，自清末民初至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换言之，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汉学的思想性本来是一个似乎早已定论的老问题，但近二十年来，不仅被重新提出，而且讨论十分热烈，其中视角不同，见解各异，颇有方兴未艾之势，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向。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综述文章，均关注到这一问题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并予以了初步的评析①。

2、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言有未尽，意有未赅，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对研究状况的了解亦不够全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代汉学思想性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番全面疏理，力图探讨其渊源，厘清其脉络，回顾其发展，并思考其得失，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一、问题的由来及其传统看法长期以来，学者大多认为，清代汉学家除极少数如戴震、焦循诸人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只钻故纸堆，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不讲求经世致用，不关心社会现实，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众口一词，几成定论。追本溯源，这一看法，实际上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清代汉学成因的认识有关。早在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在研究清

3、代学术时，曾极为强调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此相联系，章炳麟断言：“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在他看来，“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②梁启超则将清中叶的考证学视之为“绝对不问政治”的学问，认为汉学家“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故“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而究其原因，这种“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③。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序的蒋方震，在寻求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

4、据”的原因时，亦归结于“政治之趋势”，认为“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藉朴学以自保”④。其后，钱穆在论及清初学术与乾嘉学术的差异时，也认为明清之际诸家之学皆“不忘种姓，有志经世”，而“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二者相较，“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⑤也就是说，“由于权力干预学术而被迫噤声”，致使清代的学术思想界相对沉寂，几乎乏善可陈。历来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如台湾学者陆宝千于1978年著成《清代思想史》，在论述清代经学时，即断言：“清儒之学，琐屑纤细，乃其本色，并无宗

5、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质，是术而非学。”以明末学者治经的两大宗旨来考量清代学术，认为从“求经世之道”来看，“大体为乾嘉诸儒梦寐所不到”；而就“求圣贤义理”而言，则“考据之本无与于义理也”。据此，得出结论：“考据者，术也，非学也。以此治经，求其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清儒之成绩甚伟。求通制作之原，则亭林、梨洲而后，甚尠措意之者。求作圣之道，尤非其力之所及矣。”⑥朱维铮于1999年发表《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一文，认为“清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辉煌，与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示的沉闷，恰成反比”，正是“在清代经史诸子考证的大师辈出的时期，特别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叶的乾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也曾达于

6、极致”，由此表明，不仅“学问与思想殊途而不同归是可能的”，而且“学者与思想家判然有别”⑦。葛兆光也十分强调“思想与学术的对立，以及‘义理’与‘考据’的对立”，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界处于一种普遍的“失语”状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仅在于高压政策，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与权力通过真理的垄断对于生活和思想的控制”。明确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⑧二、研究的新变化及其初步探讨尽管传统的看法长期居

7、于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严格说来，这一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始的。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大陆学术界不再把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唯一原因，对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包括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等问题，学者也逐步开始进行探讨。1984年，王俊义发表《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通过对钱大昕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提出了应如何评价钱大昕和其他乾嘉学者的问题。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