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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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提到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其内涵大体包括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两个方面,即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两方面的问题既密切相关,着眼点又各有侧重。对此,学术界的研究,自清末民初至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换言之,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汉学的思想性本来是一个似乎早已定论的老问题,但近二十年来,不仅被重新提出,而且讨论十分热烈,其中视角不同,见解各异,颇有方兴未艾之势,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向。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综述文章,均关注到这一问题所涉及的相关研究,并予以了初步的评析①。

2、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言有未尽,意有未赅,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对研究状况的了解亦不够全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代汉学思想性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番全面疏理,力图探讨其渊源,厘清其脉络,回顾其发展,并思考其得失,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一、问题的由来及其传统看法长期以来,学者大多认为,清代汉学家除极少数如戴震、焦循诸人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只钻故纸堆,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不讲求经世致用,不关心社会现实,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众口一词,几成定论。追本溯源,这一看法,实际上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清代汉学成因的认识有关。早在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在研究清

3、代学术时,曾极为强调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此相联系,章炳麟断言:“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在他看来,“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②梁启超则将清中叶的考证学视之为“绝对不问政治”的学问,认为汉学家“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故“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而究其原因,这种“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③。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序的蒋方震,在寻求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

4、据”的原因时,亦归结于“政治之趋势”,认为“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藉朴学以自保”④。其后,钱穆在论及清初学术与乾嘉学术的差异时,也认为明清之际诸家之学皆“不忘种姓,有志经世”,而“乾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二者相较,“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⑤也就是说,“由于权力干预学术而被迫噤声”,致使清代的学术思想界相对沉寂,几乎乏善可陈。历来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并且一直影响至今。如台湾学者陆宝千于1978年著成《清代思想史》,在论述清代经学时,即断言:“清儒之学,琐屑纤细,乃其本色,并无宗

5、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质,是术而非学。”以明末学者治经的两大宗旨来考量清代学术,认为从“求经世之道”来看,“大体为乾嘉诸儒梦寐所不到”;而就“求圣贤义理”而言,则“考据之本无与于义理也”。据此,得出结论:“考据者,术也,非学也。以此治经,求其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清儒之成绩甚伟。求通制作之原,则亭林、梨洲而后,甚尠措意之者。求作圣之道,尤非其力之所及矣。”⑥朱维铮于1999年发表《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一文,认为“清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辉煌,与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示的沉闷,恰成反比”,正是“在清代经史诸子考证的大师辈出的时期,特别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叶的乾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也曾达于

6、极致”,由此表明,不仅“学问与思想殊途而不同归是可能的”,而且“学者与思想家判然有别”⑦。葛兆光也十分强调“思想与学术的对立,以及‘义理’与‘考据’的对立”,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界处于一种普遍的“失语”状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仅在于高压政策,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与权力通过真理的垄断对于生活和思想的控制”。明确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⑧二、研究的新变化及其初步探讨尽管传统的看法长期居

7、于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严格说来,这一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始的。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大陆学术界不再把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唯一原因,对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包括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等问题,学者也逐步开始进行探讨。1984年,王俊义发表《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乾嘉学者的评价问题》,通过对钱大昕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提出了应如何评价钱大昕和其他乾嘉学者的问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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