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 》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百年来清代汉学思想性问题研究述评提到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其内涵大体包括经世（致用）和义理（思想）两个方面，即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两方面的问题既密切相关，着眼点又各有侧重。对此，学术界的研究，自清末民初至今，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换言之，在清代学术研究领域，汉学的思想性本来是一个似乎早已定论的老问题，但近二十年来，不仅被重新提出，而且讨论十分热烈，其中视角不同，见解各异，颇有方兴未艾之势，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趋向。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发表的一些综述文章，均关注到这一问题所涉及的相关

2、研究，并予以了初步的评析①。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言有未尽，意有未赅，对问题的来龙去脉语焉不详，对研究状况的了解亦不够全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清代汉学思想性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作一番全面疏理，力图探讨其渊源，厘清其脉络，回顾其发展，并思考其得失，以期对清代学术研究的深入开展有所裨益。一、问题的由来及其传统看法长期以来，学者大多认为，清代汉学家除极少数如戴震、焦循诸人之外，绝大多数学者只钻故纸堆，为考证而考证，为学问而学问，不讲求经世致用，不关心社会现实，有考据而无经世，有学术而无思想。众口一词，几成定论。追本溯源，这一看法，实际上与学术界长期以来对清代汉学成

3、因的认识有关。早在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在研究清代学术时，曾极为强调统治者的文化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与此相联系，章炳麟断言：“多忌，故歌诗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在他看来，“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②梁启超则将清中叶的考证学视之为“绝对不问政治”的学问，认为汉学家“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故“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非‘主义的运动’也”；而究其原因，这种“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③

4、。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作序的蒋方震，在寻求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的原因时，亦归结于“政治之趋势”，认为“清以异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学，必遭时忌，故藉朴学以自保”④。其后，钱穆在论及清初学术与干嘉学术的差异时，也认为明清之际诸家之学皆“不忘种姓，有志经世”，而“干嘉学术一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之林囿”，二者相较，“彼其所以与晚明诸遗老异者，岂不在朝廷哉！岂不在朝廷之刀锯鼎镬富贵利达哉！”⑤也就是说，“由于权力干预学术而被迫噤声”，致使清代的学术思想界相对沉寂，几乎乏善可陈。历来学术界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5、如台湾学者陆宝千于1978年着成《清代思想史》，在论述清代经学时，即断言：“清儒之学，琐屑纤细，乃其本色，并无宗旨之可言也。究其本质，是术而非学。”作者以明末学者治经的两大宗旨来考量清代学术，认为从“求经世之道”来看，“大体为干嘉诸儒梦寐所不到”；而就“求圣贤义理”而言，则“考据之本无与于义理也”。据此，作者得出结论：“考据者，术也，非学也。以此治经，求其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清儒之成绩甚伟。求通制作之原，则亭林、梨洲而后，甚鲜措意之者。求作圣之道，尤非其力之所及矣。”⑥朱维铮于1999年发表《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一文，认为“清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辉煌，

6、与它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示的沉闷，恰成反比”，正是“在清代经史诸子考证的大师辈出的时期，特别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叶的干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也曾达于极致”，由此表明，不仅“学问与思想殊途而不同归是可能的”，而且“学者与思想家判然有别”⑦。葛兆光也十分强调“思想与学术的对立，以及‘义理’与‘考据’的对立”，在他看来，清代学术思想界处于一种普遍的“失语”状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不仅在于高压政策，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家与权力通过真理的垄断对于生活和思想的控制”。作者明确提出：“真正造成清代学术思想失语状态的，除了政治对异端的箝制，还在于皇权对于真理的垄断，‘治

7、统’对于‘道统’的彻底兼并，以及这种道德制高点和合理性基础被权力占据之后，所造成的士人对于真理诠释权力和对于社会指导权力的丧失。”⑧二、研究的新变化及其初步探讨尽管传统的看法长期居于学术界的主导地位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严格说来，这一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逐步开始的。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开展，大陆学术界不再把高压政策视之为清代汉学产生的唯一原因，对清代汉学的思想性，包括汉学家是否关注现实，讲求义理，汉学研究的内容是否蕴含经世意图和思想意义等问题，学者也逐步开始进行探讨。1984年，王俊义发表《钱大昕学术思想述略——兼论对干嘉学者

8、的评价问题》，通过对钱大昕这一典型个案的研究，提出了应如何评价钱大昕和其他干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