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两税法”新探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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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两税法”新探的论文后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削弱是两税法产生的关键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是两税法发展的前提，而低贴现率则保证了两税法的先进性。但是，唐政府相对议价能力的制约作用，又是两税法迟来和低效的重要因素，交易费用的降低则最终将负担转嫁于民众，产生了种种弊端；低贴现率在战争的影响下也最终难以实现，唐代的两税法并不能挽救其走向衰落的命运。显然，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对唐代岁入政策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它既促进了两税法的改革和发展，但同时也是造成两税法执行力度有限、弊端和低效的重要动因。　　关键词：唐代；租庸调；两税法；掠夺性统治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2.2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87-05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的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租庸调税收体制遭到严重的破坏，已经无法继续实施下去，于是一种全新的税收制度——“两税法”应运而生。相对于租庸调制，两税法在纳税对象、纳税依据、纳税方式和税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有关两税法，无论是从背景、内容、影响，还是其实施等层面，研究已经比较深入，成果也极为丰富[1]。不过研究者大多是从史学角度切入，利用其他相关学科进行分析的则较少。本文拟运用美国学者玛格利特·利瓦伊所提出的“掠夺性统治理论”，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考

3、察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原因和过程，并对两税法的内容和实施的效果进行新的探索。　　一、“掠夺性统治理论”的构成　　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利瓦伊在《统治与岁入》一书首次提出“掠夺性统治理论”，作者认为：不管任何时代和政体的统治者总是致力于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者都具有一定的掠夺性，但是统治者获取岁入并不是随心所欲，肆意所为，岁入增长的最大化受到以下因素的约束：相对议价能力，交易费用和贴现率[2](p2)。.　　（一）相对议价能力　　“议价能力”本为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交易主体成功地改变交易条件，并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从而对谈判结果产生影响的能力。议

4、价能力一般存在于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而双方并不具有对等的议价地位，也不能相互中和，所以只有在双方议价能力对比中才能最终确定其议价地位。于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又进一步出现了“相对议价能力”的概念。　　“掠夺性统治理论”里的“相对议价能力”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指的是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内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强制性资源等施加控制的程度和能力。一个国家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质上是交易的结果，交易的一方是统治者，另一方则是构成政治实体的不同集团，在本文中，则主要是指唐代中后期出现的藩镇势力。一种财税政策的推出和实施，必定是各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其首要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各方

5、的相对议价能力的变化。一般来说，统治者所能够掌控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强制性资源越多，他们的议价能力就越强，就越有利于制定出有利于他们的财税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　　（二）交易费用　　“交易费用”作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早已被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接受。一般而言，可以将“交易费用”的定义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来看，“交易费用”是指完成某项交易所要花费的物质代价、时间和精力，当某项交易处于不同的空间，且有多个交易者共同参与时，其成本就会增加；从广义来看，“交易费用”指的是交易主体在谈判以及实施谈判协议中所耗费的资源，包括取得必要信息和制定谈判策略的成本，谈判耗费的时

6、间和精力，以及为了顺利履行谈判协议所付出的成本[3]。　　“掠夺性统治理论”中所指的交易费用，包括统治者谈判、协商财税政策的费用，以及执行这些政策所要付出的技术等成本。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统治者所制定的政策，统治者必须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其与不同政治集团间讨价还价的费用，度量、监控以及迫使民众服从的相关费用。　　（三）贴现率　　“贴现率”的本意原指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时，所应付的利率。后来，它的内涵有所扩大，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假如“贴现率”为正值，则表明一定财富未来不管损失或收益，都没有现在价值重大，而且时间愈长，价值愈小，这个概念成为“今天”

7、对将来经济活动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之后，社会学也将这个概念引入，于是出“社会贴现率”的概念。“社会贴现率”越高，则表明未来希望越小，而且表示将来所发生事件，在今天看来并无太大的意义[4]。　　“掠夺性统治理论”中的“贴现率”概念是指统治者，即政策制定者的时间意识，较之眼前，如果统治者越看重将来，那么“贴现率”就越低，“贴现率”实质上反映了统治者较之当前而对未来的重视程度，这是他们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贴现率”越高，就表明统治者就越少考虑到未来。“贴现率”的高低取决于下面的几个因素：统治者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估计不足，或因其意志不坚定而屈从于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