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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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创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经历了从1919—1949整整30年的时间。从创建的艰难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吕振羽所做的重要贡献。　　一　　最初的1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草径”的10年。“五四”运动后，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提出唯物史观的治史方法，成为呼唤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先声。经过介绍与传播，唯物史观在中国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建设》杂志刊载胡汉民等人的文章，说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

2、不多划出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拿来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唯物史观的批评之批评》，《建设》第1卷5号）古史辨的代表人物顾颉刚认为：“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古史辨》第4册《顾序》，北京朴社，1933）　　时至20年代末，郭沫若在海外清楚地看到“辩证唯物论的阐发与高扬，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自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一连写出5篇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文章，结集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传出“鸡鸣不已”的信息，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此开出路径。“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后来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地上

3、的古代文献资料和地下的甲骨、金文资料“熔冶于一炉”，“创造出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大陆杂志》第3卷第12期）郭沫若在最后一篇的最后写下这样一句话：“草径已经开辟在这儿，我希望更伟大的工程师，出来建筑铁路。”　　二　　第二个10年，在已经开出的草径上，经过社会史论战的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骨干队伍已经形成。　　最先追随郭沫若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投身到社会史论战中的是吕振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在国内引起轰动，而郭沫若只身一人在日本，吕振羽清楚地看到“那些乔装为‘历史家’面目出现的殷代社会研究者，无论在材料上，在结论上，大都不过

4、从郭著作片断的抄袭，而又把它加以歪曲，以粉饰其可鄙的固有的成见，且从而去反诘郭氏。”（《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0页，三联书店，1962）因此，打算“对陶希圣、李季诸人的中国社会史的意见附带作一较详细的批判，对郭沫若先生的著作也提出一些较系统的意见。”（《〈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初版序》）　　吕振羽艰难地从事着两个方面的工作。1934年至1935年相继完成《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二书，以历史唯物论作为“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和“唯一正确的历史学方法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法则，完全符合辩证法的发展法则，“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

5、”同时以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第一次将中国原始社会由野蛮进入开化的发展历程整理出一个系统，填补了古史研究中的一大段空白。后来翦伯赞评论说：“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历史哲学教程》修订四版170页，新知书店，1947）　　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郭沫若以商代为“金石并用时代”，西周为铁的出现的时代，进入奴隶制社会。吕振羽则根据殷墟出土物及其遗迹的发现考察，从铜器冶炼术和冶炼场遗址的普遍存在，青铜器与其它器物出土数量的比例，以及铜器制造工艺程度等方面进行论证，认为殷代并非“新石器或金石器时代”，而“应该是青铜器时代”。　　吕振羽最先提出的“殷代奴

6、隶制社会”说和殷代为“青铜器时代”的观点，很快便为新史学阵营所接受。不久，郭沫若在《卜辞通纂》中“对殷代社会的意见已有不少改变”。到40年代，他在《十批判书》中不仅完全肯定殷代为奴隶制社会，而且在《青铜时代》中认为“殷代已经是青铜器时代了”。（《青铜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601页）　　社会史论战从一开始就涉及到思想史和哲学史的研究。李季、叶青、陶希圣等都打着唯物史观的旗号写“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特别是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认为“没有半点‘唯物辩证法’的气味”，便在1937年推出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以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为样板，对中国历代

7、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找出了一个粗略系统”，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作出系统考察，成为科学的中国思想通史的先声。　　此外翦伯赞于30年代初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发展阶段之划分》的长文，并于1938年出版《历史哲学教程》一书；侯外庐于1933年写成《社会史导论》，1934年写成《中国古代社会和老子》；范文澜于1940年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这些论着开辟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