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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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升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能力　　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能力建设，需要深刻研判新世纪文艺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与时俱进、辨症施治。文化软实力是文化传承延续、文化创新发展、文学艺术创作生产与消费以及各类文化载体的更迭换代之间包孕的一种具有思想凝聚力、精神感召力、情感亲和力的民族国家意识。文化软实力的“软”，并非单靠文化设施、文化项目、文化工程的“硬投入”，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再造和文化自觉意识的苏醒。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方向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引导？依靠什么引导？如何增强引导能力？如果不结合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省思，如

2、果不结合新世纪以来文学（艺术）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对文艺创作生产采取与时俱进的引导措施，那么很可能就会在歌舞升平的宣传、不接地气的舆论、与人民无关的“精品”面前裹步不前乃至保守退步。6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一种文化治理能力建设，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与其方向引导之间的“价值共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基础。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应该提升到党和国家文化战略、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层面，从国家文化治理的高度，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问题来常抓不懈。具体到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这种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

3、好文学艺术创作与“引导”的关系。文学艺术创作的本质是创新创造，但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脱离时代、民族、人民的土壤和气候。产生于中华大地的文学艺术创作与对文学艺术创作的引导达成的若干价值共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基础。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以法国沦陷、法语将会被翦灭为背景，以一句“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启蒙了几代法国人对祖国的热爱，即是法国作家与民族国家利益一次典型的价值同谋。美国商业性类型电影大片娱乐性极强，但如《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巴顿将军》、《珍珠港》、《爱国者》等，均带有向全世界宣扬“美国精神”的浓厚政治色彩，是美国电影产业与所谓“美国民族利益”价值

4、共谋的集中体现。在价值共谋基础上，文学艺术创作基于自由创造原则则“百花齐放”，基于时代性、民族性、人民性原则则“众心归一”。在新世纪以来文化市场兴起过程中，某些文艺作品由“人民性”标准更换为“人性”标准，再由此更换为“性”标准，导致某一时期“三俗”泛滥，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不良现象，而这些不良现象则是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与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价值共谋断裂的表征，是引导能力“失灵”的体现。66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能力建设，需要深刻研判新世纪文艺生产机制的巨大变化，与时俱进、辨症施治。从积极方面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创作生产与党和国家提出的现代化战略蓝图的价值共谋很高。当时，“伤痕文学”、

5、“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新时期文学”创作思潮，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开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新时期的政策方针完全契合，因此积蓄起文学艺术创作的巨大活力和动力，从而初步形成了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软实力”的民族国家意识。从消极方面来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文艺创作生产开始发生实质性转变，以娱乐、休闲、时尚为主题特征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学”开始流行。对这一文学创作现象的评价，迄今仍存在某些判断误区，如“大众文化”、“商业文学”、“通俗文学”、“作家包装”等等，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价值共谋。此判断可谓“差之毫厘、谬以

6、千里”。其实，文艺批评领域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新世纪以来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仍然以文化市场为敌，高呼文学“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导致“精英文化”式微、“大众文化”泛滥、“文学危机”、“文学消亡”、“文学堕落”，本身却深陷文化市场之中，生产出大量的“文化泡沫”、“文学桑拿”和文艺评价的“通货膨胀”。因此才会出现高级别获奖作品读者寥寥无几，文艺批评“大腕”赶场做“红包”批评，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相互表扬、相互捧场，无数优秀年轻作家及其作品却长期埋没、无人问津，以及文艺评奖出现的论资排辈、权力授意、企业操纵等等不良现象。另外，为数不少的文学期刊和学术期刊，长期以来成为所谓“学院派”批评以及高

7、校师生职称论文、学业论文、课题论文、评奖论文的主阵地，无奈而可悲地形成了某种畸形的“内部生产”机制，社会吸引力几乎降到了最低，难以发挥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生产的引导功能。对于这些现象，相关文学艺术管理部门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所采取的治理措施仅止于“禁令”通知等做法，治理效果当然可想而知。正如著名文化研究学者王晓明所分析的，当代中国的文学地图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基本生产条件，进而改变了整个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