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媒介形象的符号暴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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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博士媒介形象的符号暴力分析　　女博士本是对高学历女性群体的称谓，指明这一群体的性别和学历，并无修辞色彩。但在当今社会，这一称谓似乎固定地与某些认知捆绑起来，逐渐被异化为“他者中的他者”，成为人们口中的“第三类人”。这一“二度他者化”的过程，无疑将女博士推到了尴尬的性别围困之中，作为被审视的对象，成为大众传媒视阈里具备话题价值的特殊群体。如果说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差异多少还带有自然的、生理的，或是传统文化糟粕积淀的因素，那么对女博士的边缘异化，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众传媒利用文本阐释的话语优势对女博士群体实施的一次符号暴力――在社会文化与心

2、理的深层力量博弈下，不断对其身份符码的能指和所指进行过度阐释，从而建构起一个个有着清晰面目的刻板形象。8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作为一档电视相亲节目，其社会影响与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一档单纯的电视节目，成为性别群体的展示平台和社会话题的策源地。在这个舞台上所建构的性别“刻板印象”，具有较高的辐射力和渗透性，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入公众的议程，形成对社会个体认知的巩固或颠覆。在节目呈现的“看与被看”的观照中，女博士身份的相亲对象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被节目制作者不遗余力地运用各种电视符号进行阐释，传递着视听能指背后深层的价值诉求。而强加于

3、女博士身上的符号暴力就在这种隐秘的权威下存在于传播的全过程中，不断地运动和完型，使女博士的媒介形象不仅“有刻板可循”，且这种刻板永远在“行进中”。关于媒介符号暴力的范式分析“符号暴力”的表述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理论，在他看来，任何权力关系都是在“合谋”的情况下完成的，是一种隐藏在意识或意愿深处的观念通过既是认可又是误识的行为表现出的霸权控制。这种霸权控制如同其他暴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支配性的影响，但相异于其他暴力的是，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身暴力行为，而是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符号权力，来掌握意义的建构权。①正如美国符号

4、学家先驱皮尔士给出的定义：“一个符号（sign）或者说象征（representation）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事物的某种东西。”②可以说，符号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某种表意上的支配权，谁掌握着符号的使用权，谁就是符号暴力的可能实施者。布迪厄进一步论述说：“权力通过陈述某个被给予之物来构成它，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这种权力并不处于以‘以言行事的力量’为表现形式的‘符号系统’8中，而是在一种确定的关系中被这种关系所确定。这种关系创造了人们对言辞的合法性以及说出这些言辞的人的合法性的信念，而且，它正常运作的条件就是那些承受这

5、种权力的人要认可那些施展权力的人。”③在《非诚勿扰》中，我们会频繁听到主持人或嘉宾对于“女博士”身份的刻意强调或品论，甚至在舞台设置安排上会特意留出5号位置长期作为女博士相亲嘉宾的专属号台。这些“特别关照”的符码表意为女博士相亲形象的塑造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成了不言而喻的表达信念。相对于同为博士的男性嘉宾，或者不是博士的女性嘉宾，媒介显然在对女博士的过度阐释上获得了社会的极大认同，为媒介意识形态的“强加”赋予了有力的社会支撑。女博士进入男权社会的话语体系，似乎理所应当地成了被妖魔化的对象，被大众媒介制造出女博士“婚恋难”的“想象性现实

6、”，也催生出受众对信息的虚假需求感，这些认知伴随着一系列对应性的媒介形象，逐渐成为无意识的自然差异被固定下来。8在布迪厄看来，符号暴力的实施过程不是权力单方面的暴力相加，而是由暴力对象通过自我异化方式与权力关系的博弈来达成的。男性权力的逻辑不仅存在于作为统治者的男人的认知模式之中，而且存在于作为被支配的女性的认知结构之中。尽管女博士群体试图通过自我表达为媒介环境注入新质，以摒弃对其脸谱化的偏见，但这种主观期待的可能性调适，辩证地契合了本体论暗含的因果循环。在《非诚勿扰》中，女博士媒介形象的塑造似乎表面上有意为过往的丑化标签而正名，建

7、构一个“真实的”、“直接的”的女性群体。然而其呈现出的抵抗姿态往往以“女博士也美丽”、“女博士也贤惠”、“女博士也有情趣”等符号意义表达出来，仍然以被符号暴力受制的女性习性作为自己的主动追求。这种认同与被认同的悖论，貌似是在建立全新的能指与所指的相连关系，但实际上消极地凸显了符号暴力的色彩。8符号资本被视为布迪厄文化资本中的客体化形态，体现在文化物品之中，或以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以电视媒体作为符号暴力的靶子，来表明自己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和其他科学一样，社会学的职能就是揭示被掩盖起来的东西，只有这样，它才能作用于社会关系，尤其

8、是把传媒关系的符号暴力减少到最低程度。”布迪厄根据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凝聚社会霸权的代码生产而发挥作用的原理，论证了电视在当代社会中的符号暴力特征。电视行业的职业眼光和内部循环，导致了电视人以“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为选择新闻价值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