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理论与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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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理论与经验[摘要]近年来，受经济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国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出现许多新的类型与特点，如何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理论上看，国外学界主要运用社会冲突、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提出了制度化建议；从实践经验看，国外社会主要从法律基础、组织建设、警察制度、媒体管治等方面采取多元化措施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控以及事后政府公信力的恢复重建。[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处置；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社会冲突中图分类号：D63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4

2、-0093-07近些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出现了一系列游行、示威、抗争等维权、骚乱甚至恐怖袭击活动，对于此类群体性活动，国外通常用“Riot”、“CollectiveResistance”、“CollectiveAction”、“Crowd20Behavior”等词汇来描述，国内通常译为“骚乱”、“集体抗争”、“集体行为”、“集群行为”等，并将其统称为“群体性事件”。无论如何称谓，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此类现象在国际社会呈普遍上升趋势，不仅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而且直接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如何积极有效地处置群体性事件，进

3、而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恢复与重建，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国外主要运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以及社会冲突理论进行制度化分析，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有关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实际经验，对处于快速转型期的当今中国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一、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针对频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些国外学者延续19世纪以来的宏观社会学传统，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理论视角予以关注，主要呈现心理、理性、结构、文化和综合五种研究取向。（一）心理取向的研究心理取向的研究从微观上关注行动者的日常体验，强调不满情绪、不平等感、剥夺感、压迫感、挫折感、怨恨等心理因素对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认为在群聚情境

4、下，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受彼此情绪感染而一定程度上呈现非理性状态。如古斯塔夫・勒庞的心智归一法则（theLawofMentalUnity）20认为，任何集体行为（包括社会运动和革命）都是非理性的产物，作为个体、理性、有教养、有文化的人，一旦聚集起来，随着集群密度、规模的增大，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就会在彼此的影响和启发下，变得越来越野蛮、非理性并逐渐趋于一致[1]（P5-104）。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CircularReaction）认为，集体行动起源于社会变迁所引起的不安，它包括集体磨合（Collective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Excitement）和社会感染

5、（SocialContagion）三个阶段[2]（P170-177）。特纳的突生规范理论（EmergentNormTheory）认为，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某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或愤怒[3]（P14-20）。格尔的相对剥夺感理论（RelativeDeprivation）认为，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与破坏性就越大，此即所谓的“挫折――反抗机制”[4]（P325）。斯梅尔塞的加值理论（Value-addedModel）强调一般化信念，即“不耐心者的冲动”（ActofImpatient）与“一蹴而就的观念”（ifonlyMentality）对集体行为的推动作用，认为集体行为、社会运动

6、和革命的产生由结构性诱因（StructuralConduciveness）、结构性紧张（StructuralStrain）、概化信念（GeneralizedBeliefs）、触发事件（PrecipitationFactors）、有效动员（MobilizationforAction）和社会控制能力弱化（OperationofSocialControl）六个必要条件共同决定[5]（P117-120）。（二）理性取向的研究20理性取向的研究从中观上关注集体行动的动员过程，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看作了解集体行动中的利益、代价与机会的理性行动者，强调组织、社会网络和资源动员在集体行动发起、发展中的作

7、用。如麦卡锡和扎尔德等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MobilizationTheory）通过对中小规模改良运动的研究（如女权运动、环境运动等）指出，社会运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运动的规模和成败，发起者和参与者掌握的资源、网络越多且组织化程度越高，发起运动并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6]。梯利也强调，要将群体利益转化为集体行动，组织动员能力是关键，而群体的组织程度取决于该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内部人际网络的强度[7]。奥尔森的搭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