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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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帝内经》与传统文化   　　《黄帝内经》中的儒家文化　　儒家之“中庸”思想　　中庸又称“中和”、“中道”、“用中”、“时中”等，关于中庸的本义，朱熹解释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可见，中庸思想的基本实质是“执两用中”，就是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中和状态。“中庸”作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和”的思想为《内经》所吸收，在构建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则、养生等基础理论时都有中庸思想

2、的具体体现。　　生病起于过用：《素问·经脉别论》：“春秋冬夏，四时阴阳，生病起于过用，此为常也。”所谓“过用”即指超越常度，“过用”致病可作为《内经》发病理论的普遍规律；情志太过：《灵枢·口问》说：“大惊卒恐，则血气分离，阴阳破败，经络厥绝，脉道不通，阴阳相逆，卫气稽留，经络虚空，血气不次，乃失其常。”指出七情太过是人体重要的致病因素之一；饮食不节：《素问·痹论》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指出饮食过量可损伤胃肠，此处是宏观的论述。《素问·至真要大论》则具体描述了五味太过，造成人体发病的机制，云：“夫五味入胃，各归

3、所喜……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饮食五味能化生阴精，入五脏以养五脏之气，但如果五味偏嗜，又能损伤五脏，故《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味过于咸，大骨气劳，短肌，心气抑……”提出偏食某味过久，可使五脏之气偏胜偏衰而发病的病机理论。　　劳倦太过：《素问·调经论》说：“有所劳倦，形气衰少。”《素问·举痛沦》云：“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素问·宣明五气》曰：“五劳所伤：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

4、谓五劳所伤。”这里所说的劳倦、劳、五劳均为过度运动，与“中庸”相反，故可造成正气的损伤；运气太过：自然界气候变化太过也会导致人体的失衡，如《素问·气交变大论篇》云：“岁木太过，风气流行，脾土受邪。民病飨泄，食减，体重，烦冤，肠鸣，腹支满……岁木不及，燥乃大行……民病中清，肤胁痛，少腹痛，肠鸣，溏泄……”　　可见，《内经》关于发病理论，无论外感内伤都存在“生病起于过用”的规律，这种“过则为病”的病机理论，显然是基于儒家之“中庸”思想。　　儒家之“尚权”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观被汉武帝接纳以来，儒家始终以“

5、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修身养性之宗旨，将“出将入相”作为毕生的追求。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观，最终形成了其极力推崇皇权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汉代医家在构建《内经》医学理论的过程中，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在病机理论中融入“尚权”思想。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的“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强调的是皇权；而“观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灵枢·五雇津液别》)，则将皇权拓展到行驶皇权职能的政府机构。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王朝，社会的治乱与其行使政

6、府职能的权力机构息息相关，古代医家正是观察到这一社会现象，并将其运用到医学领域，提出人体的健康状况与社会的治乱有相通之处，最终形成了运用封建社会的权力机构，来解释人体病理机制的独特医学理论。　　儒家之“重阳”观念　　儒家之“重阳”思想源自于《周易》，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是“男尊女卑”。《周易·系辞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汉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谓：“阳始出物亦始出，阳方盛物亦方盛，阳初衰物亦初衰，物随阳而出入”，认为万物的生长衰亡取决于

7、阳气的盛衰。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男主外属阳，女主内属阴，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以男性为主导的，所以，《论语·阳货》中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字里行间表达出明显的“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此，儒家在强调“中庸”，主张阴阳平衡的同时，又强调阳重于阴。《内经》显然接纳了儒家的“重阳”观念，也是在强调阴阳平衡的同时，又强调阳气的重要性，《素问·百病始生》篇云：“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认为阳气在人体整个生命活动中

8、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出机体阴阳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阳，即阳秘乃固。阳密则邪不外淫，精不内亡；阳病则折寿而不彰。　　儒家之“重土”思想　　维护江山社稷的稳定是历代封建王朝至高无上的追求，而土地则是体现江山社稷最直接的载体，受皇权至上思想的熏陶，儒家始终将保卫土地视为己任，在国家领土受到威胁时，总是不乏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或横刀立马，驰骋疆场；或寄哀思于歌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