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论文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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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原刊地名】武汉【原刊期号】20054【原刊页号】114～120【分类号】J4【分类名】外国文学研究【复印期号】【作者】刘亚斌【作者简介】刘亚斌，4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外国文学及其理论。【内容提要】殖民地作家在进行自身的文化书写时主要采用了3种方式：对抗性文化书写、认同性文化书写与混合性文化书写，然而这3种书写方式并没有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圈套。后殖民作家的文化书写实践，在其有意无意之中，还与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构成1种共谋与同犯，巩固了西方的霸权主义。面对这种困境，应该去除霸权话语的书写模式，强调文化书写的人民性、实践

2、性与体验性，重构自身的文化形象。【关键词】后殖民文学/文化书写/话语霸权【正文】近210年来，世界文坛的格局出现了1些新的变化。比如殖民地国家文学承继宗主国留下的文学痕迹，感受其文化优势，却又对殖民地的本土文化难以释怀，产生阐释与建构自身文化的焦虑与困惑，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危机。这些后殖民作家的文学作品给世界文坛带来1股新鲜气息，特别是90年代以戈迪默(NadineGordimer)、沃尔科特(OerekWalcott)、奈保尔(V·S·Naipaul)等人为代表的作家相继荣获诺贝尔奖而举世瞩目，因此，对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书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抵抗性

3、文化书写在西方文学所塑造的形象长廊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东方形象的塑造。因为这种形象在绝大多数文本中，特别是与西方自身形象相比较时，总是遭到贬低与排斥。福楼拜在东方之行中邂逅1名叫库楚克·哈内姆的埃及舞女，库楚克的放荡与麻木给了他以“无尽的遐想”，东方人成为1群只知肆无忌惮地展示“它们的性的动物”(萨义德，《东方学》242)。康拉德在小说《‘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写到，“白水仙号”遇到的海上灾难是因为船上有个“黑鬼”韦特，韦特死后“白水仙号”的船员们便脱离了苦海。鲁滨逊在荒岛上4次惊恐地看着“食人生番”的血淋淋场面……。总之，在各种文学文本中，西方人普遍地认为自己有理性，爱好和平、

4、文明、宽宏大量、合乎逻辑、具有男人的勇敢，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优越与进步等，而东方人则专只、贪婪好色、落后野蛮、生活无规律、整日脏兮兮的、充满女性气息。在这些歪曲、大肆贬低的“他者”形象的笼罩下，殖民地作家深深感受到阐释自我形象的焦虑情怀，对西方的“他者化书写”满怀1腔愤怒。他们在建构自身良好、健康的形象前，首先将怒火也发泄在对西方形象的恶意贬抑上。如阿里·沙利亚蒂与贾拉尔·阿里·艾—阿赫迈德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截然对立，称“西方是敌人，是1种疾病，是1种邪恶”(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9)。西方人狂妄自大、暴力凶杀、家庭观念淡薄、性开放以及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疾病、工业化所带

5、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等等都是殖民地作家深恶痛绝的东西，也是他们作品所极力书写的西方形象及他性特征。意味深长的是，与萨义德的《东方学》1样，艾—阿赫也在1978年出版了1本《西方主义》，像东方学家狂贬东方那样，在对西方文化的无理性发泄与民族欲望的无限膨胀中，指责世界的大部分罪恶来自于西方。仅仅指责、贬低甚至恶意谩骂西方是不够的，后殖民作家又从另1方面揭示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它使殖民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彰显西方殖民者的邪恶本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殖民地灾难性的生活状况。在西方侵略者被赶出殖民地之后，关于当地奴隶与下层人的叙述、受难心灵的自传、狱中苦难的回忆录、西方

6、在殖民地罪恶活动以及殖民地生活常态的见证日记等相关与类似的文本开始在东方世界盛行，展开了与西方帝国的文化历史、霸权表述、他性书写以及所谓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等方面的积极对抗。例如艾米·西赛尔的加勒比版《暴风雨》就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争夺对加勒比的再现，“《暴风雨》的每1个来自美洲的新讲述都是那个古老故事的当地版本，在正在展开的政治与文化历史压力下获得新的活力和反映”(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03)。这些当地人的叙述、回忆录、自传及见证日记，强调受压迫者的共同经历，使其自我属性得以表述与成形，成为民族团结、乃至于向更多处于同样境地的受殖者进行宣传的方式与途径。在西方作家的文本中，对

7、于东方世界的风景描写数不胜数。然而殖民地作家注意到，除了这些西方作家尽情展示东方世界的异域情调与神秘风味以引诱西方人海外冒险、寻宝探奇外，还采用了1种鸟瞰式的观察与描述方式，“凝视”这块神奇的土地，用1套西方旧有的风景词汇来命名它的神秘莫测，将它分门别类。南非黑人作家所罗门·普拉杰在小说《姆胡蒂》中将这种描写挪用过来加以变形，也采用扫视全景、鸟瞰战场的描写，嘲弄地模仿殖民者的“凝视”模式。殖民地作家认为自己有权再现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再现殖民地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