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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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海外重要中国学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开展这一研究所需要的基础工具和不仅如此,与此相关的一批专门话题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如李孝聪《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19501979年》、张宏生《戈鲲化集》、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孙卫国《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朱政惠《史华慈学谱》等。这当中的有些课题,就是当事国的学者也未必都能进行。相关学者曾以数年精力在那里搜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研

2、究有过一段低潮。由于冷战因素的影响,中外学术交流在很多方面难以进行;而一度的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又使这一属于涉外关系的探讨被暂时搁置。文革以后,一开始恢复的研究就面临这样的形势。追回损失,弥补空缺,尽快行动,重振昔日事业,是当时研究者们的动机和目标。魏秦《战后迅猛发展的国外中国学研究》(19)等很多文章都有这样的呼吁。学者撰文强调,海外各国的中国学研究已渗透方方面面,国人绝对不能忽视,在一个全球都在改革开发的信息时代,如果不充分利用世界的智力来研究中国,受到最大损失的,首先是我们自己,切望学术界同仁勿忘聆听那身后不断逼近的脚步声。　　但当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全面开展以后,新问题又冒了出来。

3、刘东曾表达过对大批引进海外汉学成果的忧虑。他认为越是系统地引进某种活生生的外来学术话语,就越要给原有的文明基础带来深重的冲击和致命的紊乱,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自我认同的最后基础。(20)直到今天,人们仍有这样的担忧,温儒敏就提出警惕伪汉学的问题。(21)所以一线的学者没有停止过对这类情况的关注和批评,呼吁不能陷入别人的话语立场而无力自拔。相对开始阶段的认识,这无疑是一次提高,是一种研究境界的提升。　　最近,汤一介在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　由此,研究者素质的讨论也成了议论的话题:应该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情况熟稔,也应该对异域历史和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而足够的语言修养也将是能否开展好

4、这一研究的关键。与研究者素质相关的,就是相关部门对研究准入制度的严格把握。　　如同文学概论、史学概论、哲学概论一样,我们能否有一本海外中国学研究概论之类的学科研究导论?能否起到对这一研究的基本的学术规范和准则作用?海外中国学研究需要要不断从经验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学科主体意识和学科主体建设问题已经被全面提了出来。所以要促使形成的专门理论著作,内容应包括对研究宗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任务诸问题的全面探讨,以及整体研究与文学、哲学、史学等诸学科的关系问题的阐述等。　　(三)应该做好两个前沿的探索工作　　所谓两个前沿,一个是海外的中国学研究的前沿,另一个是中国学者对这方面研究的

5、前沿。我们开展这方面研究,首先应该了解海外学者中国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包括他们研究机构的最新动向、学者的新近观点和研究著作以及正在出现的新思潮。最近,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清史研究出现了所谓新清史的研究趋势,把清朝作为世界的一个帝国来理解,并将其与俄罗斯帝国、西班牙帝国、英帝国等其他帝国进行比较研究,探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诸多问题,由此塑造所谓的新中华晚期帝国史。类似这样的学术新进展,就是所谓的学术前沿了。准确把握和捕捉这些方面情况,才能从整体上理解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走向,确定我们相关的研究策略。同样,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前沿动向也是要注意的。应注意国内有哪些机构在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以及值得关注的

6、学者、正在研究的问题,他们新的学术专著、学术观点、问题意识、方法论建议,以及相关的学术交流等。对这方面情况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全局,洞察清晰,不至于跌入人云亦云的狭隘思维定式之中。　　但要做到两个前沿的准确把握也不是易事:对前者的把握,需要有长期的专业思考、雄厚的学术积累、很好的信息资源条件,以及丰富的海外关系等;对后者的把握,需要长期参与这样的学术实践,以及全局眼光、精心观察和忠厚的客观立场等。事实上,无论是学术工作者还是学术机构、学术媒体,谁做好了两个前沿的把握,谁就能赢得主动。名校往往出高手,但高手不一定都出在名校;大师往往站在前沿,但年轻人未必不会

7、出现在前沿。伊格尔斯是西方史学史研究大家,他的学校未必有哈佛那样的名声;欧立德是当今美国新清史著名代表人,但他获得博士学位较晚。所以对学术前沿的观察、探索,一定不要有框框,尤其是对新兴的、发展中的学科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