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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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思【内容提要】目前的中国学界把“国际中国学”定位为“学术性的工具”的观念，往往是建立在对我国人文“特定学术价值”的“自我认定”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基础上的。这在事实上可能导致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缺乏更有效的和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以“日本中国学”研究为例，中国的研究者需要在“文化语境观念”、“文学史观念”和“文本的原典性观念”上，作出深刻的反思，并调整学术视角，保持学术操守，惟学术自重，方能在“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中创造出属于中国学者自己的天地。【关键词】海外中国学文化语境学术史

2、原典性问题反思　　　　我国学术界常常喜欢使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评价“国际中国学”的学术价值。从认识论的一般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但是，依据我个人粗浅的理解，这种把“国际中国学”定位为一种“学术性的工具”的观点，大多数是建立在以我国人文“特定学术价值”的“自我认定”为中心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的。这在事实上可能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即对它的真正的“学术内涵”——缺乏更有效的和更深刻的理解与把握，由此而使我们的研究者在这一学术的阐释和表述中，有时就难免显得薄弱、片面、不到位或错位，

3、甚至出现若干虚拟的幻影。　　以我们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为例。在我看来，大概有3个层面的问题亟待中国研究者正视。　　　　应重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文化语境　　　　当我国学者把“国际中国学”作为“它山之石”时，一般把它作为“中国学术研究”在域外的延伸。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认识，那我们就多少失略了对“国际中国学”作为一门“跨文化”学科的“文化语境”的把握，因而也就对种种学术阐述背后支持这些学术观念的“文化语境”未能有足够的认知，进而未能进行相应的、恰当的研讨和评价。就“日本中国学”而言，大多数的研讨，缺少对内

4、涵精神特征的解析。　　一般说来，对于支持或促使“日本中国学”各种观念得以生成的“文化语境”，我个人以为有两个方面非常值得注意。　　第一种“文化语境”是，“日本中国学”首先是“日本近代文化”构成中的一个层面，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构筑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它首先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类型。比如，在我们习惯上称之为“东京学派”的内部，事实上存在着对“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阐述，而我们还没有对它们之间差异性的真正的本质进行思想史的研讨。　　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到战后，从第一代主持东京大学“中国哲学讲座”的井上哲次

5、郎开始，大约20年或25年相传一代，经过服部宇之吉，到宇野哲人等等，构成了“日本中国学”中关于儒学阐述的最具有社会影响的体系。19世纪90年代初期，井上哲次郎最先把儒学所主张的“孝、悌、忠、信”阐释为极具现代性价值的“爱国主义”，从而使明治天皇颁发的《教育敕语》能够获得最广泛的“受众面”。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服部宇之吉创导“儒学原教旨主义”，即主张对儒学应该“在新时代注入新的生命”，“将对儒学（各派）的崇敬转向对孔子的崇敬”，从而树立“以伦理为核心的孔子教在新时代的权威”，并强调“孔子的真精神只存在于日本”。到上世纪

6、50年代，宇野哲人又重点阐发“孔子教”的核心在于“确立‘大义名分’的权威主义”。　　上述“东京学派”中的学者用70年的时间构建了“日本中国学”中对儒学阐述的主流话语。如果放到20世纪“国际中国学”对“儒学”的研究中考察，“日本中国学”中的这一学派，强调开启“儒学”在“新时代的新价值”，他们的一系列阐述或许可以看作是世界范围内“新儒学”的先驱。　　但几乎在相同的历史时期，“东京学派”内也形成了以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为首的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史与古文化的强烈的“批判主义”潮流。先期有白鸟库吉等人高举“尧舜禹三代抹煞论”，

7、扩展为对中国上古　　“日本中国学”作为日本近代研究“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这个学科形成之初，它的主要的、重要的学者相应地都逐步养成了把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与“世界”融通的观念。“日本中国学”体系中某些主要观念与方法论的形成，不仅取决于日本本土文化语境，而且也是他们接受欧美文化、特别是欧洲文化而变异的结果。　　例如，“日本中国学”中“新儒家学派”的主要学者，几乎都在德国学习和研究过，他们几乎都热衷于俾斯麦、斯坦因、盖乃斯德等的国家集权主义学说；而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煞论”则与他接受法国哲学家皮埃尔·拉菲特关于“人类文

8、化进程三阶段”的理论密切相关。　　皮埃尔·拉菲特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指定的学派第一继承人。他认为，人类启始的文化是“物神偶像崇拜”文化，其特点是创造偶像。由此进化到“神学理论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化便是社会开始具备“抽象性的观念”。文明社会的文化则是“实证主义”文化，人类能使外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