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探奇与山川写照—汪稼华先生的山水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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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笔墨探奇与山川写照——汪稼华先生的山水写生林承琳对于画家来说，如何创作出动人的、与众不同的作品是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目标，但是如何处理传统与创新、临摹与写生、西方绘画观念与中国传统绘画观念、个人风格与时代精神等关系，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画家终其一生绕不开的课题，每个画家都会走出自己的探索道路。而品读汪稼华先生的速写集，我仿佛看到了他的路，用唐代著名画家张璪的话来说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汪先生总能在上述矛盾中寻得平衡。他既尊重传统，又不断尝试新的技法和画面效果。汪先生十几岁与国画“触电”时，就是诗书画印齐头并进的，一开始走的就是重视传统文化修养、笔墨功力的正统路子。

2、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些于他都是国学基本功，他撰写的诗词稿有一千余篇，多为论画心得，读来朗朗上口，言之有物，对仗工整，文采奕奕。书法更是他绘画的基石，他始终把书法练习作为每日的必修课，经过数十年的学习，篆、隶、草、楷、行等书体他均能运用自如，使其绘画的载体——笔墨得到了不断的锤炼，形成了老辣苍劲的个人特征；他自刻的印章也有上百枚之多。他的绘画题材多能，内容丰富，人物、山水、花鸟画兼善。但他不甘于固守传统，总是试图创作出别具新意的作品。后来他“十年画高山，十年画大海，十年画南极”，无论绘画题材还是画面风格几经变化，既有纯以水墨表现的作品，亦有色墨交融之作，甚至有一段时间

3、的作品具有平面化的装饰美感。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回归传统笔墨。这一具有黑格尔螺旋式上升理论特征的回归已是高度升华了的笔墨回归。汪先生既能以古代、近现代的书画大家为师，亦以自然为师。他年轻时临摹过大量书画名作，打下了相当扎实的书画基本功，尤为喜爱苏轼、石涛、八大山人、黄宾虹、康有为等人的作品，至今他还保存着不少自制的线装临摹小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汪先生时常把董其昌的这句话挂在嘴边，视为座右铭。他说：“画家要多读书、勤思考，还要多游历，一个人的学养才能更加丰富。只读书不游历，难免书呆气，只游历不读书，又不免江湖气，因此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齐白石能以匠人出身逐渐

4、成长为一位文人画家并最终成为一代宗师，应该说四十岁起五次游历名山大川的经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来亲身体验了此前临摹过的古人提炼的笔墨技法，二来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胸襟。”汪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游历了泰山、黄山、华山、恒山等名岳，足迹踏遍大江南北，甚至远达南极，行程数万里，积累了大量写生稿和文稿，成为日后创作的宝贵财富。为了便于写生，他还将当年的“博士牌”钢笔改装成了自来水毛笔。一页页翻看汪先生的速写，仿若跟着他游历了一遍他生活和游历过的城区街道、名山古迹。这里有青岛老城区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高低错落充满异国情调的外国建筑，有灵秀多姿的“海上仙山”崂山，有“铁骨

5、铮铮”的鳌山，有雄浑苍茫的泰山，有峭拔秀润的黄山，有险峻奇崛的华山，有壁立千仞的恒山，有古木参天的晋祠，有淋漓空濛的桂林；有江南水乡，有海南掠影，有六朝古都，有革命圣地，还有波涛万顷的大海、冰雪覆盖的南极……正所谓“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写生”作为西方写实绘画体系的一种训练方法，是直接面对对象进行描绘，强调客观再现。二十世纪初，徐悲鸿引入欧洲学院派写实体系及写生方法在我国进行大力倡导，力图改变中国画“摹古”风气盛行、陈陈相因的状况。我国古代亦有“写生”一词，如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以及苏轼评价“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但这是做“写出生意”的意思讲，与“传神”的

6、词语结构及表达的意思相近，这种花鸟画创作原则与西方画家把花卉、动物标本等物品摆放于桌上写生的方法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古代人物画同样强调“传神”（顾恺之），山水画应“畅神”（宗炳）。宋元以降，文人画家借山水、花鸟亲近自然，且二者受制于“形”的因素比人物小很多，发展出以山水、花鸟为主要题材的写意画，借花鸟“托物言志”，山水“以形媚道”，连同文人擅长的“诗”、“书”、“印”一起，侧重创作者主观情思的表达，从而发展出了根本不同于西方的艺术体系。中国的写意画艺术体系以古代文学和朴素直观的哲学为基础，没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是难以成就的。而西人热衷于研究比例、透视、结构、光影、色彩，在二维

7、空间上试图表现三维幻觉，属于再现性、写实性、科学性的艺术体系。在创作方法上，中国古代的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都强调“意在笔先”、“胸有成竹”，特别是山水画创作应“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璪）、“饱游饫看”（郭熙）、“搜尽奇峰打草稿”（石涛）……在饱览山水胜景的基础上结合创作者自身的感受，将山川景物发于笔端，这比现场对景写生更需要目识心记的默写功力，也更自由，但恰恰是这份自由并不比客观描摹简单。在科技发达的今日，利用数码照片、投影等先进技术辅助作画的现象并不少见，但不应以牺牲写生、牺牲感受、牺牲笔墨为代价，因此在今日强调写生具有非常现实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