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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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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月,承宗罢,高第来代,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诸城守具,移其将士于关内。督屯通判金启倧上书崇焕曰:“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崇焕亦力争不可,言:“兵法有进无退。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今但择良将守之,必无他虑。”第意坚,且欲并撤宁、前二城。崇焕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第无以难,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崇焕遂乞终制,不许。十二月进按察使,视事如故。(《明史
2、》卷二五九列传第一四七袁崇焕列传)】应该说这段话并不长,可是一个在奸人当道、民不聊生之时挺身而出的大英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明史的这种对比描写,对于袁崇焕的光辉形象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也极大地强化了人们对明末天启年间忠奸善恶的评判。然而,历史学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题,仅仅只有是与非两种答案,人物也并非仅仅只有奸与忠两种面孔。历史学是一门需要在对史料记载的反复辨析和考证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基本讨论的学科。而具体历史问题,也应该多方面考察不同史料,互相较比之后,才能确定其真实性。不加考校而对历史问题随意的下结论是非常不严肃的行为。而所下的结论,也是颇有疑问的。本文欲通过对一些基础史料的研
3、读,就《明史》所载高第“尽撤关外”的说法寻根究底,以图恢复历史的原貌。其实《明史》关于高第“尽撤关外”的说法很简单,出处也极少,在明末史料中出现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出自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卷一辽西复守纪事),大略如下:【中枢高第以柳河之故下檄马帅,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宁前道袁公崇焕身卧宁远以争曰:“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高不得已止撤锦右守兵回关,并驱屯兵、屯民以入】。而另一处出自茅元仪的《督师纪略》(卷十二):【乃自下檄文龙,令撤锦右、宁前之兵,弃关外四百里。崇焕、元仪力争之,元仪谓,奴三年不来,非天幸也,实以我兵势
4、既张,畏而不敢尔。柳河之役,我损失不过四百人,中朝自欲张大其事耳。而奴实以船城之失过于是,且逼于沈阳,而心怀忧悸。如不撤兵,奴必不敢轻我而来。如撤即奴窥我之怯,其入犯也必矣。请身系司败,直至明春,如不撤而来,与撤而不来,皆甘军法。莫之省。崇焕身卧宁远以争,曰,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第不得已,止撤锦右守兵回关,并驱屯兵、屯民以入。公私所屯粮,俱不许运,凡弃置数十万石。】应该说这两份资料的记述基本一致,事件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人,分别是督师孙承宗、经略高第、宁前道袁崇焕,事件的大致经过是督师孙承宗因柳河之役的原因被罢免,接任者经略高第下令尽
5、撤关外,宁前道袁崇焕坚决抵制,使尽撤关外的行动只完成了一半,可是真实的历史真是如此吗?首先来考据一下高第的生平:高第,字登之,滦州人(即今河北滦县),具体出生年月现已无考。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进士,最初任临颖县令。临颖县在河南,当年属开封府,各方志中的高第传记都说他赈灾救荒,“医活数万人”。而且比较廉洁,缴上来的赋税根本不拆封,就直接送到开封府上,由此杜绝了耗羡的弊端。不久高第“转户曹,榷浒墅关”,也就是派去了苏州钞关收商税。随后高第升任大同知府,是正四品的官员了。由于当时财政紧张,各地王府宗室俸禄难以支付,高第从自己的官俸中捐出三千两银子来补助(其主要对象当然是在当地
6、就藩的代王等)。由以上记录似乎可以看出,他家底殷实,对钱财等事项至少表面上并不贪婪,是以廉洁奉公,慷慨捐资为升官之道的。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月,高第从大同知府转为山东按察副使(《实录》作按察使,但从后文来看应为副使),以府台转臬司,品级虽不变,通常被视为升迁。万历四十一年(1613)三月,高第考满,再从山东副使升为湖广右参政(从三品)。《湖广通志》说:“高第……分守荆西,修学宫及魁星楼、尊经阁。捐资区画,不烦民力”。不久后,高第升山东按察使(正三品),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再升为陕西右布政使(从二品),很快又升山西左布政使。天启元年(1621)三月,吏部以高第兼都察
7、院右佥都御史,令其巡抚大同。据《永平府志》,《滦州志》等记载,他私人出资七千两银子,助给边将的抚赏。高第曾著有《抚云疏稿》一书,当为此时的奏疏集子,可惜早已散轶,无从得见。天启二年十二月召高第入京,为兵部右侍郎,进入明朝的枢画中心。三年三月,高第再次升迁,为兵部添设左侍郎,次年正月又成为正牌左侍郎。天启四年(1624)二月,高第却突然致仕。天启五年正月,大学士魏广微上疏,推荐两位原任兵部侍郎李瑾与高第,请皇帝再次起用两人,以加强京城的防守。二月,起高第为兵部左侍郎管工部右侍郎事,负责军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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